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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里春秋》:185年维新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时间:2023-09-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中国的康有为才在说服皇帝学习明治维新实行变法,并以拥戴孔子做通天教主来显示改革力量的软弱。然而引起最大反响的,莫过于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因为他虽然强调环境变化与人类进化的一致性,虽然批评“弱肉强食”违反相互作用法则,却以为智慧程度与团结性能是社会进化的终极原因,结果同严复一样,失足掉进了意见支配世界的泥潭。

《壶里春秋》:185年维新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的后果时写道:“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是这样的。尽管清朝的腐朽统治,由于很快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扶持,而没有迅速垮台,可是中国古老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却比前几个世纪大大加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是萌芽,而成为破坏小农经济的一种力量。出现了第一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近代意义的资本家,人数虽少,却是前所未有的。头脑更新的,或者半新半旧的,能用新语言批评旧事物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自然,还出现了人称假洋鬼子的怪物,表面同长着阴沉木脑袋的旧怪物水火不相容,实则从两个极端反对中国的民主革命。如果跟踪来到的不是所谓新旧思想的激战,那倒是怪事。

不过,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比预期的要迟。19世纪50年代,日本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是把魏源的《海国图志》当作启蒙教材的。时间推移了四十年,封建的衰弱的日本,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富于侵略性的日本,正在虎视眈眈地准备反噬自己的千年老师。而中国的康有为才在说服皇帝学习明治维新实行变法,并以拥戴孔子做通天教主来显示改革力量的软弱。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原因不拟在此讨论。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发育不良的中国“第三等级”,终于自觉到要为创造一个适宜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而斗争了。他们的思想家的目光,便自然而然地投向进化论

中国人早有进化观念,包括历史进化观念。但这类可称为古典进化论的观念,缺乏严密的自然史依据,因而不能战胜占统治地位的以“天不变”作支柱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当要求改革的先进知识分子,发现科学的进化论已在西方传播,那种急切想了解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人介绍西方的自然进化学说,可以上溯到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时洋务派办的江南制造局先后出版过两部科学经典著作: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中文译者分别为李善兰、华蘅芳,都是近代知名的数学家。《谈天》即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赫歇尔的《天文学大纲》,它用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解释天体演化过程。《地学浅释》是英国地质学奠基者之一赖尔的名著,原名《地质学原理》,它论证地球及其表面的形成有个缓慢变化的过程,因而今天生活在地球表面上的动植物也是渐次改变而来的。人们知道,康德、拉普拉斯和赖尔的理论,都曾受到恩格斯的高度重视,认为他们从不同侧面打击了自然界绝对不变的僵化自然观,打击了上帝创世说。这两部谈天说地的著作,在先进的中国人那里引起怎样的反响,只要指出戊戌维新前后的几种论著,即康有为的《诸天讲》,章炳麟的《读〈管子〉书后》《视天论》等,便可见一斑。

然而引起最大反响的,莫过于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这部以英国著名学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为蓝本的小书,尚未公诸于世,便在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领导人手里传阅,而在1896年出版后,更风靡一时,尤其在鲁迅那样的进步青年中间引起震动,给戊戌维新运动以极大的推动。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进化论证明人类发展是个历史过程,支配的规律就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社会有机论则以为人类社会是生存竞争法则的体现,通则便是所谓优胜劣败。达尔文的学说,被马克思赞扬为“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自然科学根据”。而斯宾塞的“第一原理”,则如“五四”前夜李大钊所批评的,只能“授近世侵略家以口实”。但在戊戌维新时期,那些寻求改革中国“积弱”现状的先进分子,却从它的反面找到一个驳斥坚称“祖制不可变”的顽固派的口实,说是中国再不变法图强,便难逃“弱肉强食”的公例。(www.xing528.com)

中国古代的哲学大都把人与自然看作统一体,而把自然现象看作人间祸福的征兆,历史观自不例外。既然达尔文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那末进化论传入中国,即使不被严复引向批判号称正统的僵化历史观,也已经同时打击了君主专制万古不变的迷信,何况他毫不讳言自己要否定的正是“道亦不变”呢。这就难怪那本严复所“做”的《天演论》如此激动人心。这就难怪“物竞天择”“天演人演”顿时成了一切真假新党的口头禅。

进化论是通向阶级论的桥梁。但自然科学终究不等于社会科学,而且进化论的主要公式“生存斗争”说,即使作为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也是不完善的,更不能照搬过来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公式。恩格斯对这一点有过中肯的批评。因此这座桥梁本身需要改造。就在《天演论》问世不久,改造它的尝试便已出现,那就是章炳麟的《菌说》。

发表于1899年的《菌说》,写得比《天演论》更古奥,进化的观念却比严复更激进。章炳麟力图把从细菌发展到人的自然史过程描绘清楚。他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不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因为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矛盾,而它就是一切变化的根据。他论证,细菌变动物,猴子变人,道理在于进化是个序列,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序列,它的每个环节都有相对固定的界限,但正因界限是相对的,所以总是被生物进化的内在要求不断突破。于是,有机界中又斗争又合作,又冲突又谐调,在矛盾的相互作用中实现进化的奥秘,就被章炳麟开始揭破了。他进而尝试拿这个道理说明社会的变化,却失败了。因为他虽然强调环境变化与人类进化的一致性,虽然批评“弱肉强食”违反相互作用法则,却以为智慧程度与团结性能是社会进化的终极原因,结果同严复一样,失足掉进了意见支配世界的泥潭。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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