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的旗号，是伸张孔子的教义。康有为宣称，孔子的教义，中心是“改制”。为了改制，孔子创作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康有为也知道《乐》本无书，其他五经的最早传本都出于西汉。西汉开国，上距孔子死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中经战国，更经秦朝焚书，除了《易》作为占卜书得以赦免不烧外，别的四经，在西汉都有不同的传本，怎知哪些传本是孔子手定的“真经”呢？康有为处理的方式极其简单，那就是将廖平的结论推到极端。
廖平虽说西汉博士官传授的今文经传，比刘歆传授的古文经传可信，还不敢说唯有今文才是孔子的真传。康有为则不然。他宣称汉博士的今文经传所以可信，因为都传自秦博士，而秦博士的藏书，不在秦始皇焚书的对象之内。既然秦朝保全了博士藏书，那么汉博士传授的，当然都是足本“圣经”。凡与此不同的古文传本，统统都是刘歆利用整理宫廷藏书的权力所造的赝品。刘歆不但伪造圣经，而且伪造正史；不但炮制《汉书》，而且篡改《史记》，目的是塞入有关古文经传是真圣经的伪证。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许慎等，都知道这个奥秘，从不同方面续造伪证。而到郑玄，索性混合今古文，用今文经说诠释古文经传，从此孔子的真经亡，而刘歆的伪经兴。那以后，“新学伪经”，代代相传。
显然，康有为的意向，在于借用原始圣经的权威，以打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权威。这本是龚自珍、魏源至戴望、廖平那些经今文学家的一贯战术。但龚自珍憎恶的，主要是“以理杀人”的道学，倾向于“六经皆史”说。戴望虽以为《春秋公羊传》是西汉经学的范式，并指斥刘歆《移让太常博士》是别有用心，但不否定《周礼》。廖平虽称《周礼》是刘歆作伪产物，但并不断言古文经传全是刘歆的伪造。康有为更接近魏源。因为魏源不反宋学而反汉学，宣称清代汉学才是“经世致用”的真正祸害，并把孔子当作“为汉制法”的先知。(www.xing528.com)
八年后，即1899年，梁启超发表《康南海传》，首次披露康有为的真实摹拟对象，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就是说，他将孔子比作耶稣，他本人想充当“孔教”的路德。欧洲的宗教改革，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起初打出的旗号，都是恢复基督的原初教义，即后人所称的原教旨主义。目前还没有直接材料，可以证实康有为在1891年便以中国的路德自居。然而同时发表的《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都证明那时康有为的思路和心态，已同域外的原教旨主义者非常相似。康有为的不幸，不在于他比路德和加尔文迟到人间三百多年，而在于中国从未有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政教分离传统，也缺乏新起的市民阶层和世俗贵族作为后盾。他的政治鼓动，虽能博得一批年青士人和个别官僚的赞赏，但他那套原教旨主义式的议论，则很难说服那时的学者们。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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