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英鸦片战争以1842年帝国君主被迫同意白下之盟告终。这在帝国历史上固然属于前所未有的耻辱，但在南国士大夫看来，未必不是敦促帝国统治者“自改革”的契机。然而时近半个世纪，帝国历经与英法侵略者的战争，与太平天国造反派的战争，蒙受过丢失首都和乞求洋兵助战的重重耻辱，却度过了危机，还出现了“中兴”气象。岂知“师夷长技”，犹如当初尚属夷狄的清祖先“师明长技”的效应，仅在对付技术装备更原始的本国敌对力量的战争中方能奏效，一旦面对来自“长技”故乡的武装，就屡战屡败。清法战争，南洋海军的覆没，尚可归咎于书生误国。可是清日甲午海战，双方舰船都购自英国，双方指挥官都受训于英人，可谓力量均等，而且清方舰只性能和指挥官素质都超过日方，结局仍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被迫订立耻辱空前的马关条约。英法都远在地球那一面，尚可将落败诿诸不谙“夷情”，日本却是紧邻，直到鸦片战争期间，还从清帝国寻求“制夷”秘方。不料它掉头以“西夷”为师，“维新”成功仅二十年，便一战击败昔日老师。这对帝国士绅的震撼，已由“公车上书”彰显。就在一派拒和声浪中，关于谁是中国中世纪黑暗的祸首的辩论，也在南国学者中炽烈起来。
辩论已在清法战争失败后露出端倪。当康有为通过《新学伪经考》指控刘歆应替两千年来中国出现的一切罪恶负责，便立即引起时任广雅书院山长的浙江学者朱一新的反驳，以为他是替古近秦始皇“昭雪”。这场辩论显然引起了朱一新的同乡学者瞩目。他们同样采用学术通信的方式，申述各自的见解。今存这类文献，尤以杭州夏曾佑和平阳宋恕的往来函件，映现得较为集中。
宋恕是俞樾的高足，孙诒让的姻戚，曾任李鸿章的幕宾。这样的关系使他与光绪间活跃于学林政界的众多新派名流有交往，而他本人的奇特言行和独立品格，更使他的见解备受友朋重视，并不断引起在华西方学人和日本文士的注目。他钦仰戴震，肯定乾嘉汉学，却志在“经世”，最佩服王充、王通等人，而极憎恶程朱理学，谈及经学，“则劝人据汉儒训诂玩周儒义理”，谈及历史总痛斥秦政，“自戎秦吞中国，以商鞅之教愚民，而孔氏之教隐，中国乃长夜矣！”
然而，在宋恕看来，“夜中国者”虽为商鞅，而中国的长夜漫漫无旦时，则要归罪于那班认贼作子、阳儒阴法的人物，更其是“曲学媚盗”的叔孙通，“认法作儒，请禁余子”的董仲舒，“借儒张辞，排斥高隐”的韩愈，“舞儒合法”、“邪说持世”的程颐，——他称之为“神州汉后大魔四人”。
所以，宋恕于1895年5月得阅夏曾佑致友人的几封信，“奴刘婢赵”，却力排荀学，就忍不住作书一辩：“执事判长夜神州之狱，归重兰陵；岭南康子判斯狱也，归重新师；下走判斯狱也，归重叔、董、韩、程。”他在历数这四“大魔”的罪名之后，更指控说：“民贼忍人，盘据道统，丑诋孤识，威抑公理，而山林教种无地自容，一线微言，从此遂绝；文明古族，蠢若野蛮，……风俗议论，如夜方中，等彼印度属蒙、希腊属土之世，悲哉悲哉！叔始之，董、韩继之，程终之，四氏之祸同族，所谓烈于洪水猛兽者欤！”(www.xing528.com)
夏曾佑少宋恕一岁，时年三十二，正在武昌两湖书院与他的表兄汪康年等筹设公学会。他没有宋恕那样的名门望族关系，生活相当困窘，却较诸宋恕享有更大的学术声誉，乃至被王修植、钟天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交口赞为“梨洲嫡派”“定庵化身”。他收到宋恕信，随即作复，说是己说与康、宋二说，“似乎所见不同，各行其是，然实则无不同也”。
理由呢？夏曾佑却从宗教立论。在他看来，宗教乃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自孔子的“经世之教”大行，诸弟子中“全闻者知君主之后，即必有君民并主与民主，故道性善，而言必称尧舜”，“半闻者”即荀卿一派，在帝王学中唯知“言性恶而法后王”。夏曾佑说，由于荀卿的弟子李斯相秦，“大行其学，焚坑之烈，绝灭正传，以吏为师，大传家法”。他以为叔孙通、董仲舒都是荀教之徒，西汉十四博士多半出于荀学。“盖中国之各教尽亡，唯存儒教，儒教之大宗亦亡，唯存谬种，已二千年于此矣。”至于刘歆的古文经学，宋五子的性理之说，“皆贼中之贼，非其渠魁”，而韩愈更不过类似近代的辞章之徒，“其己心亦不自以为一定，俳优而已”。所以，夏曾佑对于宋恕、康有为把长夜不明的罪责，或归诸叔、董、韩、程，或归诸刘歆，都表示反对，“譬犹加穿窬之盗以篡窃之名”。
当然，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原因很简单，就在于无论康有为、夏曾佑或宋恕，“判长夜神州之狱”，出发点都在今不在古，都依据各自的政见预设决狱的尺度。因此，出于对帝国现状的共同愤懑，他们在描述上可以相同，例如“神州长夜”之类，但用主观尺度判断历史是非，必定结论相异，而且未必具是“小异”。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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