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理公法全书》的篇幅很短，经过校点整理，全稿也不过一万五千字。然而，从主导思想到编写形式，它在晚清学术史上都属于创新之例。
书首在凡例之后，列有“实字解”“公字解”两节，解释全书的命名意向。从中可知，康有为着重考虑的，是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他看来，由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所概括的数学公理，体现了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自然界的最高法则，所谓“必然之实”“永远之实”，而人类社会的约定成俗的习惯法，所谓“人立之法”，用几何公理来衡量，有合有不合，因而称作“两可之实”。但无论道理较实还是较虚，都属于人类社会必须共同遵守的公私关系的道理。他称之为“实理”。不过，他又认为，人们处理公私关系，不管属于“公众”的习惯，还是属于“公推”的逻辑，都比几何公理要复杂得多，因而衡量社会法则，固然首先看它是否符合自然法则，“实理明而公法定”，但有时大道理也要迁就小道理，“此则或因救时起见，总期有益人道也”。这就是确定是否“公法”的准绳。
接着全书转入人类社会处理公私关系准则的讨论。“总论人类门”说的是全人类都应遵循的普遍法则。康有为从正反两方面立论，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又强调古往今来“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别之内”，就是说在对立的状态中生活。以下他就分十门考察了从私到公的基本对立状态。所有关系，由夫妇而君臣的个人关系，由宗教而政治的公共关系，在他看来合于平等原则就合于“实理”，否则便违背“实理”。最后两节，其实是附录。“论人公法”，说的是历史人物功过的衡量尺度问题。“整齐地球书籍目录公论”，说的则是人人必读的教科书如何选择的问题。
本书的编写形式，完全在模拟《几何原本》。构成全书主体的十二节，都是首列“实理”，次列“公法”，下列诸种“比例”，而公法、比例，大多有“按”语加以诠释。(www.xing528.com)
从17世纪初的中国大学者徐光启，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合作，将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Clavius）注释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译出以后，这部展示思维的空间形式的著作，一直引起习惯于数术思维方式的中国学者的探究兴趣。堪称中国中世纪最后一位世界性君主的清朝康熙皇帝，在他的青壮年时代对这部著作孜孜不倦的钻研，更给关心自然法则的中国学者以很大影响。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大数学家李善兰，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Wylie）合作，续译出《几何原本》后九卷，使这部西方的经典名著，终于有了汉文足本。他们都没有想到，时过三十年，这部译本，居然成为蛰居粤海一名年轻学者的乌托邦理论的表现形式。
毋需特别说明受欧式几何影响的思维方式。空间是按平面方式无限延展的，时间则是匀速的线性运动。这种以时间与空间相割裂为特征的思维方式，用来讨论人类社会，既看不到同时代空间中的历时性，也看不到历时性文化中的共时性。当康有为在制度与实理之间，可实测之理与现存公法之间，违背公法与有益人道之间，徘徊不定，这时他的直线思维方式，便助长了他对待现实，尤其是对待政治的机会主义态度。虽说原则上应由普遍法则支配特殊法则，但为“救时”起见，将不平等说成平等，将被压迫等同压迫，都是合乎“人道”的。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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