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不发达的中世纪，使节、旅行家和商人的域外游历见闻，向来是人们知天下事的信息来源。且不说作为同时代世界性帝国的汉、唐、元、明诸王朝，有作为的君主都何等关注域外情形，被宗教的或凡俗的激情所驱使的僧侣、官员和平民，都何等具有冒险精神。就说清帝国的头两代君主，顺治帝和康熙帝，仍然没有丧失关注西方现状的热情。康熙帝敢于起用西方传教士充当外交顾问和测绘全国版图的主持人，便是显例。
使清帝国与近代西方出现隔膜的，是18世纪相继君临中国的雍正、乾隆父子统治时期。这个时期长达七十七年。雍正厉禁西方教士入华，也切断了来自西方世界的信息源。而乾隆晚年一再傲慢地拒斥英、荷等国的通使要求，更使清帝国丧失了同西方国家建立平等的正式关系的良机。那时欧洲北美正处在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还无力跑到远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的商业的竞争。
当半世纪后清帝国再度考虑要不要同西方使节打交道，那时的外交态势已非复昔比。帝国给西方人的印象，不再是如拿破仑所说的东方睡狮，而是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陈腐世界的代表”。
在长时间的躲闪、推宕、敷衍、争执之后，清帝国当局终于无可奈何地同意，各国公使可以“觐见”皇帝而不行跪拜礼，这已是在后者强行驻京以后十三年的事。再过两年，即1875年，仍然迫于外来压力，帝国当局才不得不派常驻外国使节。“中国官府全不知外之政事”的蒙昧状态，总算由此有了较大改变。
虽说驻外使节的拣择，驻外使馆的组建，以及使领等官员的活动方式，都经常散发着晚清官场的腐臭气息，但派遣常驻外国使节这一事实，除了意味着“来而不往”式外交体制的结束，至少还沟通了帝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直接交往的渠道。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王公大臣们觉察到这一渠道的重要，因而从开始起便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必须以日记形式定期向政府报告驻在国情形并及时翻译咨送有关中外交涉事宜的书报议论。这项规定以后没有得到恪守，但在初期还是有效的。(www.xing528.com)
据统计，自1821年道光帝嗣位至1861年咸丰帝病死的四十年间，中国学者撰著的域外地理图书共二十种，而那以后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的四十年间，国人所撰著的外国国情舆地著作，便约有一百五十余种。就是说，后四十年较诸前四十年增多了七倍半。而后四十年一百五十余种的六十一名作者，其中大半是驻外使领参随等外交官员。可见晚清与外国通使以后，至少在获得“天下方国”的直接知识方面，中国的学者文士得益匪浅。
不待说，如果以为曾经任职驻外使领馆，便必定通晓外国情形乃至国际形势，那将如咸、同间“到过广东者即视为通洋务”的说法同样可笑。事实上，从清帝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起，至1900年在位的七名公使止，三十多年间清朝派驻外国的三十余名使节，通外文的可能只有曾纪泽、伍廷芳等数人。非但使领官首先不懂驻在国语言，连他们的随使人员也多半不懂外文，并缺乏外交常识。正如曾任驻美驻俄公使的杨儒，在1900年的一通奏疏中所抨击的，“如谓曾办外交，而举凡所谓西学西法者遂无所不晓，不亦左乎！”
然而人们仍然重视这班使节及其参赞随员的游历见闻，他们的记叙未必可靠，议论或许肤浅，甚至曲学阿世，以挑剔攻讦异域政治文化为能事。但重要的不是他们的陈述的客观性。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出现在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的首批中国使者。帝国外交官员的身份，使他们得以贴近观察欧美诸国的权力运作状况，得以连续俯瞰工业化世界的社会生活概况，得以经常接触具有不同影响力的政客、官僚、贵族、财阀以及学者、文士等等。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又使他们的观察的敏感度，感受的对比度，较诸久客异域者更为强烈，尤其是因为他们总在双方政治冲突的前哨位置上。所以，他们的游历见闻，便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现出晚清中外文化学术的互相冲突，在饱受传统熏染的上层士大夫中间，可能激发的种种反应。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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