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学会及其前身同文书会，是在华的英、美和德国人士创办的文化机构。它的总董会议和执行职员会议，体现了在华西人的政、商、教三个层面的结合。它可说是由西方部分在华人士基于某种特殊利益的一个结合体，却未必能够简单地定性为文化侵略机构。直到1905年，加拿大长老会牧师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接替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并更改它的英文名称之前，同文书会——广学会的英文名称，直译均作“在华基督教和常识的传播协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但它的活动，至少在表象上，着重传播的，是知识，而非教义。就所谓常识的传播来说，广学会的出版物，包括《万国公报》，也主要着眼于普及国际知识，历史的、现状的乃至地理的常识，以及近现代西方有关人士或社会的种种学说。协会的头面人物大多接受清教传统，他们的终极的或潜在的目的，是化异教的中国为“基督的中国”，那是毫无疑义的。他们全都知道拿破仑的名言，知道唤醒这头东方“睡狮”，从长远来看必将成为欧美工业化世界的强劲对手。
然而集结在广学会中的这批西方人士，无论来华的直接任务如何，是做生意，传福音，办交涉，或是充当帝国政府的雇员，无不时时面对不同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困扰。颟顸的官僚，愚昧的头脑，排外的风尚，守旧的体制，诸如此类正是“睡狮”的特色，要不惊扰她，便必将一事无成。构成广学会主体的英、美在华人士，多半在华时间很长，他们的个人事业或团体利益，同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取向，结合的紧密程度，往往超过同各自母体的关系。
1892年，同文书会改组为广学会，被选为主持日常会务督办的两个人，都是独立传教士。一是李提摩太，前英国浸礼会教士。另一名则是李佳白，原美国北长老会教士，刚因该会当局拒绝他的建议，即在华传教应由上而下，把中国士大夫阶级作为主要对象；在建议被否决后，宣布脱离长老会。广学会遴选这两人担任督办，当然不是偶然的，适足以表明这个协会是在华英、美人士为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团体。它重视团体的特殊利益，胜过母国母会的整体的或战略的考虑。因此，它作为文化机构，以这个团体的特殊利益为旨归，就不奇怪。不消说，它在中国的活动，既不可能采取不介入帝国政治的态度，也不可能在介入时保持价值中立。它的文化活动，只可能把改变被清帝国造成的沉重现状当作取向，因而无论人们对它的动机作怎样的推测，那历史效应，却只能表明它倾向并鼓动帝国上层人士和青年学子主动实行改革。
我曾指出，早在19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便在吁求帝国统治者实行“自改革”。鸦片战争以后，这股思潮有增无已，但在士大夫阶层中渐成气候，则在1885年中法战争葬送了清流党之后。那以后，打着“中体西用”旗号的洋务派，把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渲染得高于一切，特别热衷于军事技术的近代化，以为如此便可实现“自强”。1895年中日战争的失败，结束了这个运动。以后，新一代的“自改革”主张者，无不从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两次败局中，省悟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阻碍中国实行改革的最终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在于这个体制保障的是君主享有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www.xing528.com)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逐渐觉悟及此，应该说受《万国公报》和广学会出版物的影响不小。1905年9月，《万国公报》复刊后出满二百册，林乐知的华人助手范祎说，刊物的历程就是中国学界开风气的历程：学人由易入难，从知西艺到知西政，进而知西教，都同公报及广学会译书有密切关系。不论我们对他所谓知西教乃“最大要义”作何判断，这个描述大致合历史进程。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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