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五年（1866）二月，由军机大臣领班，恭亲王奕
主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奉小皇帝谕旨的名义，将“外国论议及说帖照会四件”，抄寄各省督抚阅看，由此引发了一场国策大争论。所谓论议，即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两人都是号称中国通的英国人，但身份不同，威妥玛是外交官，赫德则是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因而两份意见书的内容相类，角度却有异。赫德显然自居客卿，虽站在帝国之“内”说话，仍称“局外旁观”。不过两份意见书，取向是一致的，即都在敦促清廷“自改革”；逻辑也是一致的，那就是清廷若因循守旧或复古排外，都可能招致被列强瓜分的灾难。然而由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辑集的回应表明，某些封疆大吏尤其是满人，都大为反感。两广总督瑞麟说不用变法，“自强之道，不待外求”，而湖广总督官文更痛斥其“包藏祸心”。而汉人督抚，或表示温和反对如左宗棠，或报以沉默如曾国藩、骆秉章和李鸿章。这时后者正与奕
内外呼应，热心“洋务”。所谓“同光新政”，自始便同国际政治动向相联系，这似为一例。
威妥玛的这篇《新议略论》，在清同治五年二月，由清廷抄发各省督抚讨论时，前附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致恭亲王奕
的照会，以及威妥玛亲至总理衙门投递此文的说帖。据二文，可知此篇是阿礼国命威妥玛起草的一份非正式外交文件，“指明中华免危之计，唯在借法自强”。
全篇原有十七节，长达五千余字。现节录其中批评清廷不思变通，或以变法作为安内攘外手段的错误，以及论中国自主之要，在“借法兴利除弊”“设法更求外国和睦”诸节。从全篇所用汉语生硬，往往辞不达意来看，它显然出于这位职居汉文参赞的英国外交官本人的手笔。但未经中国文士润色的这份文件，也使我们看到上个世纪60年代清英官方的沟通多么困难。(www.xing528.com)
《新议略论》与《局外旁观论》一样，在当时只得到郭嵩焘的肯定。然而在民间却出现了假托两江总督曾国藩所作的致威妥玛书，对两论大加称道。可见民意和官意多么不协调。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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