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表明，“中兴”也罢，“新政”也罢，都不过属于皮毛的改变。出身于叶赫那拉氏族的太后，有能力将八旗玩诸股掌，却没能力改变由一个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造成的复杂社会政治问题。建立在满汉联合统治基础之上的帝国政权，有可能在权力分配方面进行调整，却不可能克服中世纪权力结构带来的基本矛盾。愈违祖制而愈遭反抗，愈行开放而愈受非议，这就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基本现象。
当那二十年人们都惑于现象，同声赞颂“中兴”，至少承认“新政”效应之时，持异议者当然被视作鸱号枭鸣。这些鸱枭其实是真正的改革者。在同、光之际，他们的人数很少，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马良、马建忠、陈炽、陈虬、宋育仁等，便是我们可以列举出的姓名。可是，从冯桂芬以下，这些改革者都是在中国论中国。他们从鸦片战争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学，并以西方政教为尺度，抨击国政，呼吁改革。但他们的尺度都来自耳闻，或有目睹也不过来自上海租界。然有一人生于江南长在上海，青年时饱受西式教养，中年后避地香港英国，自三十四岁至六十二岁人生最宝贵的而立至耳顺的年华，都在域外度过。由域外看域内，眼光不同，批评不同，对中国的未来估计当然也不同。此即当时独具只眼者——王韬。他首倡“天下一道”论，在清学史上堪称别具一格。
贯穿王韬政论的是一种旧式的“世界主义”的理想。他企盼着“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但王韬和麦都思、理雅各，又都一贯以为耶儒相通，“耶稣教则近乎儒者也”。这样，王韬实际导入了英国传教士提倡的“宇宙观念”（universal sense）。这种观念认为，人类无分国家、民族、人种、阶级……都是上帝的儿女，应该平等相亲，自由诚挚。(www.xing528.com)
宗教理想在炮舰商船面前转为现实的讨论，于是“大同”之境也降为“春秋列国”。在此层面，王韬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仍然指望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世界，人类在制度、行为、语言、生产、生活中必然会出现某些一致，而通商贸易和战争兼并将在世界趋同中起作用。“将来天下各国，必至舟车之致远同，枪炮之利用同，兵力之战胜同，机器之制造同……混同之机于是乎在。”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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