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信念化作某种思想模式，未必被属于群体的各个成员所理解、赞成、接受，而误解、反对或拒斥，倒是常态。龚自珍从帝国现状的总体着眼，提出师法王安石的先例，以全面的主动的“自改革”，根治帝国的重病，所谓“药方只贩古时丹”，但他的众多朋友都表示怀疑，由他生前未得公开肯定，还常被劝说去“写定六经”云云，可证。怀疑或出于审慎，怕招来文字狱；或出于守拙，习惯思不出其位；或出于务实，不信变法真是帝国救命的灵丹，宁可针砭时弊，从易于奏效的小处入手。最后这一点，也可说是任何时代改革者群体中多数成员的主观意识。
清道光七年（1827），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主持纂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刊行。这部一百二十卷的煌煌巨制，实际是由贺长龄的幕客魏源搜辑的，而创意来自时任江苏巡抚、旋升两江总督的陶澍所热心的“经济”——“经世济民”主张。编者宣称论学论政都必须切合当代朝廷的“实用”，尤有实用价值的论议都出在本朝，而本朝的治体已经完备，应变化的是不合兴利除弊要求的具体措置，因此作为“经世”纲领的学术，也要以“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为评判尺度，“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可见编者以务实自命，眼光只在对当前统治有利无利的框架内打转，既不投向“经济”以外的问题，也不关注意识形态的根本是非，这正是在晚清享有改革者名声的陶澍的特色。有的论著称道《皇朝经世文编》，是在常州今文经学指导下“从闭门考据走向学以致用”的代表作，或者断言编者存心与汉学对抗，都未必符合实相。
因此，这部文编，辑录顺治初到嘉庆末的清人文献二千二百多篇，作者共有六百五十四人。其中已故或生存的当代人物约占五分之一，却收入汉学诸派众多学者的论政文章，反而不取所谓常州学派名流的经学著作，是合乎逻辑的。同样，龚自珍的论著被收入十五篇，包括《乙丙之际箸议》组文中的“师儒”一篇，但前引抨击政治腐败、国家黑暗和断言帝国要续命只有依靠“自改革”等激切文字，都被编者置于“勿取”之列，也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主观意向与客观效应不可能一致。《皇朝经世文编》原是清道光初期帝国内部政策争论的文献映照。人所共知，中世纪中国的政治重心多在北方，而经济重心、文化重心早就南移。清廷乘中原大乱入主北京，但也如明朝一样，财赋仰给于东南，通过运河输送的粮食是满洲权贵、卫戍八旗和满汉官吏的命根，通过扬州集中的盐税则是满洲君主得以孤行己意的财源。可怕的是天灾，运河常因黄淮水灾断航，已足以引起京师人心惶急，而淮盐产量骤减或外运犯难，不仅影响税收，还直接危害南国民众生计。运河水系是人工造成的，闹灾当然源于人祸，但归咎于河臣，并不能“纾朝廷南顾之忧”因而道光初满洲枢密重臣英和，便建议江南漕粮改由海运。事关依赖漕运生存的官丁商民的权益，激起清廷一片反对声。这时被两江总督蒋攸铦早就评为治行第一，而在安徽巡抚任内以理财救灾著称的陶澍，调任江苏巡抚，就和布政使贺长龄配合，在道光六年成功地实现了通过海运将苏南五府一百六十万石漕粮调到北京。这使陶、贺作为懂“经济”的干才的名声大振。他们策划和主持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原意显然借历史为冒犯祖制辩护，不意海运成功，反而使此编化作兴利除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www.xing528.com)
所谓人怕集中。个人言行一时一事失误，或许无人见怪，但积累起来，被算总账，还以此判决其人的功过是非，便大成问题。帝国也一样。清统治中国一百七十多年了，起先还有少许听德，君主还有限度地容忍臣下的不同声音。但从雍正帝为集重个人而阴布特务网，乾隆帝更死做，屡兴文字狱将朝野压制得鸦雀无声，其子孙遵而勿替，满足于“吁咈之声不闻”，结果呢？一旦被算起总账，便发现积弊深重，正是近百年将言者有罪的君主专制原则推向极端的恶果。
于是《皇朝经世文编》，便意外地获得了两点效应。第一，它从检讨现行政策的角度，将清入关以来的“经世”论议，分门别类，予以集中，顺时序编次，却凸显了一个基本史实，即涉及治道的一切领域，不但存在积弊，而且旧害未除，新害又生。第二，它从辩护论的意向出发，肯定具体政策因时变化，是帝国长治久安之“道”的体现，却否定了一种历史偏见，即祖制不可变，涉及变更祖制的争论，都对帝国统治有害无益，其实强行压制异见，恰是乾嘉以来帝国政界急剧腐化的由来。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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