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相继做皇帝，总共君临中国一百三十四年。
康熙统治的前半时期，战争连绵不断，世道并不太平。但自他第三次亲征准噶尔部（1697）获胜后，直到乾隆实行“内禅”（1796），时间正好一百年。那百年间，国内战争仍不时发生，但或局于边疆，或限于规模，都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动荡，世道堪称太平。
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统一王朝治下，社会基本稳定而达百年左右的日子，实在太难得了。勉强算来，仅见于三朝，即西汉、初唐和明中期。但西汉前期，外有匈奴的长期威胁，内经吴楚七国之乱，那稳定是断续的。唐太宗到唐玄宗，中原无战事超过百年，但中间横插上女主临朝的“武周”，国号被改便有二十年，也算不上持续太平。明朝英宗复辟到神宗末期后金努尔哈赤称帝，时间虽然更长，达一个半世纪以上，但皇帝的荒唐，政府的腐化，延续时间也几乎同样长。相形之下，从康熙后期到乾隆让位那一个世纪，论武功则“四夷咸服”，论文治则万喙息响，皇帝做得也稳，朝廷显得也宁，难怪旧史大加称颂，不曰“全盛”，即谓“鼎盛”。
盛者，多也，“引伸为凡丰满之称”。后一解释，是段玉裁作的。段玉裁是18世纪最有名的文字学家，照他的解释来理解康雍乾“盛世”的涵义，当然具有权威性。
不幸，这号称“丰满”的世道，总似乎存在缺陷。康熙晚年为了储君废立而长期苦恼，雍正时代为了辩护自己并非夺嫡而竟要向全国颁布《大义觉迷录》，还可说成是“盛明之缺失”。但那百年间文网愈收愈紧，吏治愈来愈坏，积弊愈来愈重，却不是乾隆的什么“十全”武功、万首诗歌所能掩饰的。
其实，这类缺陷，当时便有人觉察了。段玉裁的老师、乾隆中叶去世的著名汉学家戴震，便曾抨击“今之治人者”，“以意见杀人”。但他的话，说得太早，那时朝野上下多半在讴歌太平，谁注意呢？
然而不久以后，有位青年学者却注意了。他就是段玉裁的外孙兼学生龚自珍。(www.xing528.com)
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1815—1816，夏历乙亥年至丙子年），年仅二十四五岁的龚自珍，撰写了一组短论，总题《乙丙之际箸议》。这组政治短论，并非什么纪念碑式的鸿篇巨制，却率先打破了雍正、乾隆以来文人不敢议政的死寂气氛。其中有一篇，似在论人才，实则猛烈抨击前此百余年所谓“盛世”。不妨摘引一节。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堕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向之伦
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我很抱歉，引用了四百多字的原文，希望文末附录的意译（本书略，参看《走出中世纪》——编者注），能够帮助不熟悉龚自珍那种纵横奇诡的散文风格的读者，理解他究竟在说什么。但这段文字委实精彩。只要把它同前此百余年的历史实相略加对照，谁都可以看出，所谓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且不说无法上追汉唐了，甚至连明朝嘉靖、万历的统治也不如。嘉、万间，无论皇帝如何昏庸，政治如何腐败，终究还出过海瑞，出过张居正，出过戚继光。但清朝那百年间，除了出过大批在学术史上闪烁光芒的经史考证学者外，文臣武将中有谁能像海、张、戚那样逆君心、假君权或自练兵呢？
太平百年，而中国终于没有走出中世纪，反而更加显露中世纪末期的衰世特色，原因到底在哪里？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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