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君子梦：从幻灭到现实

“改革”的近代涵义，在文献上可追溯到龚自珍写于1815—1816年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这篇仅有二百二十二字的短论，将八百年前王安石的“改易更革”主张，约简为“改革”，说它表征着支配历史的“万亿年不夷之道”，并向清朝君主讽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类似的吁求已见于1799年经学家洪亮吉敦促嘉庆帝兑现“咸与维新”诺言的致成亲王书。从那以后，凡是关注中国社会的未来命运又不愿国家重蹈改朝换代式“革命”的人士，无论追求的具体目标如何，在思想上都没有超出“自改革”的窠臼。

直到1898年戊戌八月政变最终证明要求清帝国“自改革”只是一种梦想为止，这股思潮恰好持续了整整一百年。中世纪的中国学者，往往喜欢自居为“君子儒”，也好以孟子树立的形象慰勉自己，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18世纪到19世纪清代汉学的主导取向，由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嬗变，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学者群体信念由守穷而望达的例证；这百年首尾的两名思想家龚自珍和康有为的个人学术经历，尤有典范意义。因而，晚清的“自改革”思潮，由酝酿到幻灭的过程，也可说是一场“君子梦”。

大概地说，这场“君子梦”在时间上经过了入梦、惊梦、异梦至圆梦四个阶段——戏用汤显祖的杂剧套数比拟。

1827年刊布的《皇朝经世文编》，在清代的官方文献史上，首开了由行省现任督抚直接策划和主持，从批评帝国现行政策的角度辑存学人论议，以证明与治道攸关的一切领域都亟待兴利除弊的记录。由于陶澍、贺长龄主管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素来是帝国经济和文化的重心，而《文编》又以“讲求经济”的名义集中揭露帝国在东南统治的腐化程度，因此它甫问世便引起朝野上下的注目。它甚至打动了庸碌的道光帝以及更庸碌的咸丰帝，在教训官员时常把“宜读经世之书”挂在嘴上。难怪魏源的朋友张维屏要盛赞他草就了一道当代的“治安策”，而魏源的名声也陡然跃居包世臣等人之上，成为经今文学家刘逢禄称道的“无双国士”。然而这部政论文献辑存的社会效应也许更有意义，因为那效应正凸显了龚自珍所谓的“自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夜已成为感受统治危机的那部分士大夫的一种共识。

不能说“经世致用”纯属空论。《经世文编》特重漕盐河工等积弊的改革，是因为陶澍等已有在江淮地区“整顿”见效的经验，加上南粮北调恢复海运见效的经验，使他们相信通过局部改革治疗帝国宿疾是可能的，也相信龚自珍所称“药方只贩古时丹”的意见是可行的。虽说对付蔓延极速的鸦片流毒没有历史成例可作依据，并在政府中出现政策争论，但那些力主厉禁的“经世”学者——多为龚、魏的诗友文友，则以为仍有经义可资凭借，把道德关注作为政策可行性的唯一衡量尺度。林则徐虽没有那么天真，却终生服膺“古人”赵匡胤的名言，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以此作为对付绝非南唐小朝廷可比的“西夷”的出发点，其气概可嘉，其结果必为悲剧。

当然林则徐还是务实的，他率先详究域外强敌的由来和现状，使独得秘传的魏源仅用百日便写就五十卷的《海国图志》，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初次道出了鸦片战争败局在南国学人中造成震惊之余希冀另觅医国新方的心态。不过林、魏的筹海三策仍属旧方，当年满洲列祖就用这样的策略成功地夺取了明帝国的天下，这是《圣武记》也不讳言的。然而英帝国也不是明帝国，欧美强于中国另有世变造就的原因，仅把“师明长技”改作“师夷长技”，没有可能重展“盛清”的威风。这一点倒是书晚出而人曾被林则徐斥作“强民从夷是何肺腑”的《瀛寰志略》作者徐继畲先有觉察。在晚清，这部实际开了中西学者合作著译先河的作品，成了启迪一代学人认识域外世界的首选教科书，其“致用”的价值远胜于《海国图志》，那并非出于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选择失误。(www.xing528.com)

曾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充任李鸿章策士的冯桂芬，十分藐视魏源，固然可能有道德的或派系的理由，更可能出于他对筹海三策涵泳的天朝至上论的成见的憎恶。1860年后二十年间，《校邠庐抗议》尤被南国士大夫视若不刊之典，不仅如李鸿章所赞是深得“洋务机要”，还因为它为“自改革”思潮确定了新的取向，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这二语是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八字经的原型，以及他本人对“原本”的信仰真诚与否，尚有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抗议》一书表现了对于前二十年把“自改革”限制在军事技术层面的主导取向的抗议，以为西洋富强之术在艺不在教的意见乃属曲说。所谓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强调“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他奉行的真准则，他所想实施的“变法”，可行性依据便主要来自冯桂芬。

较诸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走得更远。他们都用古老的天人沟通论把“自改革”诠解为符合天道变化的“自强”行为，他们都在拥护“中体西用”的名义下否定体的差异性，他们也都声称“公天下”乃人类历史共同取向，王韬甚至说西方列强凌侮中国是为了促进世界大同。然而最能歆动人心的是他们认为去专制、行民主才能真正实现自强。虽然王韬主张采用英国模式，李善兰向往“一以美国为法”，马建忠则以为法国讲究“人人有自主之权”，对于改善政事最有利，却都表明至迟在19世纪70年代“自改革”论者已把君主专制体制视作变法自强的最大障碍。

我们的研究向来忽视在华西方人士对于晚清“自改革”思潮的推波助澜作用。即使历史已经证明主要由传教士、商人、外交官以及清政府雇用的洋员等构成的复杂群体，并非个个都是心怀恶意的侵略者或冒险家，相反有不少人真想帮助这个没落帝国实现自强，然而雍正、乾隆将满汉隔离政策扩展到对外交往领域的结果，即盲目排外形成的传统，由于帝国政府在反侵略战争中屡屡失败激起的屈辱感而得到增强。在这样的隔膜、猜忌乃至敌视的社会氛围中，仍有不少在华西方人士“不务正业”，热心地从事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社会福利以及声援改革者等等活动，那效应属于正面还是负面，要看从什么角度去判断。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T.F.Wade）同时向清政府上书，建议“借法兴利除弊”，以保持“一统自主”，其用心且不论，其意见确实切中了帝国政治的弊病。然而奉旨讨论的各省督抚大半予以一概否定，甚至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这是一种角度。而1898年投入百日维新的改革家们，却几乎没有一人不曾从英美传教士编纂的《万国公报》《格致汇编》和广学会出版物中，汲取过新知和灵感。康有为甚至模拟马丁·路德，用提倡中国式的原教旨主义来否定本世纪的认知传统。这又是一种角度。

同样复杂而又研究不足的还有同治、光绪间的“清流”活动。辜鸿铭在1909年的一本英文著作，把这种活动比作纽曼（J.H.Newman）领导的英国反现代化的牛津运动，并给“清流党”的主角们逐一找到了在英国的对应角色。这使西方有的学者以为这班中国言官真如纽曼、阿诺德（M.Arnold）那样，反对“现代欧洲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那显然是误解。近代中国的政坛上，党派斗争惯常是宫廷政争的外化，清流党也不例外（这里指“前清流”）。这个由“正途”出身的年轻翰林御史们结成的文官小团体，奉同治帝的师傅李鸿藻做领袖，曾给政坛带来生气。他们的核心人物张佩纶、张之洞等，憎恶官场道德沦丧，反对外交立场软弱，指斥不避权贵，弹劾专攻大臣，一时间使帝国政府内言路出现了一个半世纪所未有的“自由”景象，被后人称作“同光新政”。然而他们呵责物欲横流、见利忘义，唯指他们特别鄙视的多半依仗军功或捐班出身的洋务官僚，而后者正是有意改变祖宗成法的首辅恭亲王奕诉的力量支柱。所以，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在实际上则成了慈禧借以削弱恭亲王权力的嫂叔斗法工具，并且成为遏制“自改革”行程的一种阻力。

一如中法战争葬送了清流党，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也结束了标榜洋务的“自强运动”。新一代的“自改革”主张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汪康年、谭嗣同、章炳麟等等，尽管教养不同，经历各异，却无不从这两次事件的震撼中省悟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阻碍中国实行改革的最终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在于这个体制保障的是君主享有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他们接过“变法”的口号，但把改革吁求的重心，由“自强”移向“改制”。他们仍然希望“借权改革”，却开始诉诸民意，指望用舆论和请愿促使当权者顺应人心而赞同政治改革。康有为以日本强迫清廷接受《马关条约》为契机，发动“公车上书”，便是一次试验。运动没有达到预期效应，康有为却如愿成为公认的维新运动领袖。那以后留下的一长串的奋斗故事，包括创学会，办刊物，开学堂，出论著，游说“诸侯”，歆动大臣，刻意模拟德国的宗教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顽强地向光绪皇帝接连上书，如此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在这中间，运动的参与者，时时有人脱出“自改革”的轨道，走到直接鼓动“革命”一边。但历史仿佛有意给“自改革”论圆梦，非使这场以“革政”代“革命”的维新运动走完全程不可。果不其然，经过两年努力，皇帝终于受感动而下决心了，变法付诸实践。然而至今令人不解的是这班改革家，尽管明知各国变法无不流血，却没有作过阻止流血的准备。戊戌百日维新终于以阿Q式的“大团圆”结束，应该说结局已在开端注定。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