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里春秋：学者与思想家的分野及历史现象

清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呈现的辉煌，与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示的沉闷，形成巨大反差。

难道清初和清末的思想界不曾异常活跃吗？那当然都属于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必须指出，清帝国直到17世纪末叶，即定都北京将近四十年，才在内地实现政治“一统”，而到20世纪开端便已名存实亡。因此，那两度中国思想界的活跃，只能说是帝国统治尚未建成和帝国权力行将崩坏的两极状态的相似映象。

清学的辉煌，表征在于传统的学说，尤其是传世的旧籍，得到全面的清理。所谓经史诸子，无不在音训考辨的名义下，受到学者们的周密审视。那以后，谁想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学说或历史记载的相关文献，谁都不可能忽视清代经史诸子的考证成果。近八十年来，某些学者好向清代汉学投以鄙夷的眼色，适足以证明此辈的无识。

然而，在清代经史诸子考证的大师辈出的时期，特别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叶的乾嘉时期，思想界的沉闷也曾达于极致，同样属于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按照逻辑，学问是思想的根底，思想是学问的花果，因而没有相当学问作功底的思想，与没有思想定取向的学问，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可是清学史就显得那么古怪。拿支配帝国文化教育的经学来说，占据思想中心地位的所谓理学家，大多学问浅薄乃至不通，相反，学问专精并且广博的所谓汉学家，在思想教育领域却很少出声，偶尔发声也小心地掩饰自己的非道统思想，还总是采用常人难以理解的经典考据形式，例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

清学史所显示的如此悖论，早就引人注目。比如提倡以史明“道”而憎恶戴震之徒的章学诚，就曾无情地嘲讽同时代的汉学家，“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以后表彰清代汉学并批评章学诚有“卫道”成见的胡适，也曾感伤地承认，清代近三百年间无数第一流学者殚精竭虑地考证集成的正续两部《皇清经解》，在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的影响，反而不及朱熹一个人所著的几本小书。出发点相反的两种批评，各有偏颇，但结论却一致，表明在清代思想与学问的确存在着分裂。

怎么解释这种分裂现象，属于另外的问题。这里也不拟讨论清代汉学家，特别是清中叶那些汉学大师，如何由于权力干预学术而被迫噤声。就历史事实所昭示，不仅表明学问与思想殊途而不同归是可能的，而且表明学者与思想家判然有别，至迟在清代已成某种必然。在中外的古典时代，例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历史常见的集学者和思想家两种角色于一身的现象，到中世纪晚期反而属于历史罕见的特例。

因此，在近代西方科学史上，经常出现的悖论，所谓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可以同谥一人的悖论，在清代汉学大师中间每可寻出类似例证。谁都知道惠栋是清代汉学的吴派开山，他从父祖那里继承的红豆山房，楹联大书“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相传这是阎若璩赠惠士奇的名句。如果属实，那就可证由清代经典考证学的真正开创者阎若璩起，学问精湛而思想媚俗，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吴派学者的传统。钱大昕是吴派汉学巨擘，在经史诸子的考证方面，博大精深远过于惠栋，而他首倡的“二重证据法”，实则是文献、文物与域外记录相印证的“三重证据法”，经过清末民初章炳麟、刘师培、王国维、陈寅恪等相继发扬，至今在中国学界仍有很大影响。可是钱大昕强调“实事求是”，同时表白出自于“护惜古人之心”，更以替秦桧翻案，表明他对满洲自称出自“金源”的非历史说法的认同。这无损于他的汉学大师地位，却很难使人承认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

“学者”一词，典出《孟子》，起初泛指修“学”的人。按照《白虎通》的定义，“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所谓学者，可指不同水准的求知者。它在中国渐成知识较渊博或较专门的人士的特称，是否始于唐宋之际，尚待考证。但到明清之际，它已更常用于指称研经讨史已具一定造诣的人士，这由《日知录》到《四库全书总目》的大量文献可证。

恕我寡闻，至今没能在中国传世古文献中找到“思想家”一词。将英语idea译作“思想”，可能借自日本，到20世纪初经过《新民丛报》频频使用而逐渐通行，因为19世纪末严译《天演论》，还将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原著中的这个词，一概译作“意”，而对戊戌维新前对汉译西方概念影响很大的《万国公报》，也到20世纪初，才将idea的汉译，由“意”改为“思想”。至于称思想有“界”，属于“五四”时期的一种时髦。既然有“精神界”“劳动界”等等，当然也可说有“思想界”。但主张从人物研究的角度撰写中国文化史，首先要替历史上的“思想家”立专传，则详见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www.xing528.com)

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授课的这部记录稿，于1927年仲夏经梁氏本人审订后编成。其中提出全部中国文化可由三类人物为代表，即思想家及其他学术家，政治家及其他事业家，文学家及其他艺术家。把思想家看做文化鼎足之一，并列入首位，正是后来种种文化史论著特重思想学术的滥觞。更有趣的是，梁启超还分别给三类代表人物开列了具体名单。第一类名单，区别“正式的思想家”和包括经学、史学、科学、考证学四种“其他学术家”。所谓代表“正式的思想家”，又分“中国土产思想”和“印度佛家思想”两支。“土产”凡列二十多人，内清代六人，即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颜元、戴震、章学诚。

那以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已刊行。将二书与这份名单略加对照，便可发现，一是入选的清前期“思想家”人数大减，甚至剔除了前书特别表彰的王夫之、阎若璩、胡渭等人；二是清嘉庆后百余年的“思想家”一概摒除，包括前书曾赞为思想界明星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等，也包括自称将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的梁启超自己。这显然不是出于区别时代或并非“土产”的考虑；因为他在政治家名单中列有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民初的孙文、蔡锷，还将“印度佛家思想”代表列入思想家名单，并以鸠摩罗什打头。真正的理由，也许如他自说，要挑出历史上的“第一流人物”，那么未入选的，自然属于他所谓的“第二流”。

评判历史人物，从来各有各的尺度。我对梁启超的名单感兴趣，不在于他所用的尺度，而在于名单所蕴涵的关于“思想家”的理解。如前所说，“思想家”一词不见于中国古文献，在近代文献中也仅见于“五四”以后，当然只限于寡闻所及。

梁启超的论著出现“思想家”一词，是在他欧游年余之后。他的欧洲之行，以在法国居留的时间最长，与法国学界名流的接触也最多。法国大革命时期首先采用ideology一词，表明在实践中构筑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社会的意向。这个词的汉译，便是“思想体系”或“观念形态”，也常译作“意识形态”。怀有根据某种观念系统从事政治实践的意向的人物，在欧洲便称作“思想家”（ideologist）。通观前述梁启超提出的名单及其附释，我以为他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思想家”的，并且据此区别思想家和学者。不待说，假定这一推测不错，那也不能不指出，梁启超从西欧输入“思想家”的概念，一如他自己承认在晚清输入新思想过程中已具有的弱点，“本来不具，派别不明”，既移了位，又变了形。

但无论如何，梁启超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参照。多年来，我们每每为难以厘清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界域而苦恼。从胡适、冯友兰到侯外庐，不论著作称为哲学史还是思想史，而所论的对象和问题，在形式上有多大区别呢？这几年，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渐受重视，却又引出思想家、哲学家和学者如何界定的问题。虽说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方面出现交叉重叠是难免的，然而学科分工总不能只限于名目不同。

既然思想家一词属于近代输入的外来语，那么参照概念起源地的界定，无疑是有益的。前述法国最早形成所谓“观念形态”。这使法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产生了所谓观念学派（ideoligie），“将认识论问题（认识的本质或起源问题）先归类于心理学问题，然后提出是伦理和政治问题”。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讨论过这一派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我们熟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经过批判性地分析它在德国的表现以后，提出了他的著名见解，即从来的哲学家都只是解释世界，而哲学的真正任务却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假如只把人民看做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认为只有某些人物，如黑格尔所称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才能了解事物的原貌或性质，那么所谓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便只可能是一种反真理的教义，其作用在于维持统治世界的现状。撇开一些争论不谈，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谁都承认，在历史上构筑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思想家，无不具有现实的使命感，无不重视理论的实践意义，无不采取抽象的语言以表达某种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与追求，无不期望说服大众相信这类社会政治理想与追求符合自身的现实利益并相应承担为其斗争的义务。对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要确定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堪称“思想家”，这些特征似可成为必要的参照尺度。

但历史同样表明，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人物，未必都是有学问的。世上许多宗教和主义的倡导者，有几人是从书斋中产生的呢？中国历史更表明，不仅政治家，即使有学问的思想家，也鄙夷书斋中的学者。这种反智论的传统，根源何在，属于另外的问题，但只凭学说和研究成果对于眼前的“经世致用”是否有利的实用标准，成为中世纪社会的通行见解，无疑是重要的因素。至今人们仍然经常把“纯学术研究”“为学问而学问”，当做一种罪过，便是显例。毋庸讳言，许多终身沉湎于某个专门领域的研究者，一旦超出本行，便常对知人论世显得迂执不通。但这不正表明，学者和思想家，更多是体现分而不兼的历史事实吗？我以为尊重由历史形成的这个事实，可能对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各自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大有助益。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