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们已熟悉的康有为多数学术著作不同，《大同书》不再以某种经典或圣言的诠释的面貌出现，不再装作自己只是古圣前修的代言人，而是自命为当世的“神圣明王孔子”，直接向世人诉说他的社会理想。
《大同书》按天干数分成十部。题作“入世界观众苦”的甲部，犹如全稿叙论，历数人类从脱离动物界起，便堕入受苦状态，文明愈进，苦难愈深，根源就在从奴隶到帝王，从凡民到圣人，谁都不能不受“九界”的网罗束缚。所谓九界，分指国土、等级、肤色、性别、家庭、财产、政府、生物、生存，在书中分别命名为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
康有为宣称，去苦求乐，是一切生命体的最终追求；人性可以有不同，但“人道”没有将求苦去乐作为归宿的。他批评中外诸宗教的创教者，有善或不善的区别，衡量尺度就是令人享乐还是受苦。他最后将孔子与耶稣、苏格拉底、佛、穆罕默德，同列为有待于“救神圣仙佛舍身救度之苦”的对象，可知他认为孔子之道也属于“善而未尽善”的一种。唯有马丁·路德是例外，照康有为看来，“其道近于人而易行”，属于“顷刻而易天下”的宗教。从这里也可窥知他所谓至平至公至仁的大同世界的蓝图所本。
“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正是在这种破字当头的原则下，康有为展开了《大同书》的具体论述。九部的分量很不平衡，有的还出现明显的文意重复。篇幅最长的是己部“去家界”，依次是乙部“去国界”，戊部“去形界”，辛部“去乱界”，庚部“去产界”。其他四部的篇幅都很短。分量的不均，固然与全书是未完成稿攸关，但也显露作者关注的社会问题，重心何在。
在破除九界的构想中，康有为最看重的，首先是破除国界，称之为“大同之先驱”；其次是破除家界，称之为“欲至太平大同”之道。
有一种意见，根据梁启超的说法，认为康有为致大同的最重要的理论，在于“去家界为天民”。那不确切。康有为设计的大同社会，在他本人并不以为是想入非非，相反却以为在人间已有开端。(www.xing528.com)
按照康有为的看法，中国早已进入小康社会，早该“更化”为大同社会。还在1895年，他又一次呼吁清帝国从速变法，摹效西方、日本实行“更化”，便强烈地暗示西方所以能致富强，因为彼族已行“大同”之道。以后《春秋董氏学》竭力强调破除华夷界限，所说理由也是西“夷”已经出现“圣人大同之制”。
《大同书》将破除国界当作实现大同的首要前提，无疑属于上述见解的发挥。谁都知道，绞杀戊戌变法的清帝国权贵，曾经何等起劲地攻击康、梁们“用夷变夏”，并利用这股思潮将义和团引向盲目仇洋的邪路。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回击。然而流亡海外的目睹耳闻，却使康有为不能否认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认为这半个世界与理想的太平盛世相距也很远。
怎么解释呢？看来经过长期踌躇，康有为终于自圆其说，这就是大同社会同样必须经历渐进的更化过程：第一步，“大同始基之据乱世”；第二步，“大同渐行之升平世”；第三步，“大同成就之太平世”。
康有为认为，欧美诸国内部的民权进化，表征着“大同之先声”，但国界尚存，导致战争不绝，致祸奇惨。但他又说，破除国界，又依赖战争，“盖分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适以为大同之先驱耳”。尽管如此，西方还是率先走向大同，因为君权不断削弱，民权不断增长，“盖民但自求利益，则仁人倡大同之乐利，自能合乎人心”。因此，他宣称，“弭兵”即停战议和，虽然会导致大国称霸，但各国联盟的出现，正是破除国界的基础，而这从1815年俄国沙皇倡建“神圣同盟”，到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一再出现“公议会”，证明“大同始基之据乱世”早已来临。而美国、瑞士联邦制的出现，在康有为看来，更是“大同渐行之升平世”的前兆，说明“一大地公议政府”的设置为期不远。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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