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粤海地区为重心的岭南学术，在明代曾走向繁荣。出过王学的先驱陈献章，出过同王守仁抗衡的湛若水。从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广东起，这里又成为同近世西方文化接触最早的地区。但17世纪后期清帝国经过反复征服终于控制整个岭南以后，这里的学术文化，非但没有随着战争的过去而恢复元气，相反似乎每况愈下。康熙末年，经学家惠士奇任广东学政，甚至寻访不到可充乡土楷模的“能文”之士。直到号称学术繁荣的乾嘉时代末期，情形并无改变。
原因仍待研究，但主因显然不在于缺乏财富。正好相反，由16世纪初期起，广州港便一直是明、清帝国同近世欧洲进行海上贸易的主要门户，有时还是唯一门户。欧洲殖民主义者从新大陆和东南亚掠夺的大量白银，通过这个门户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以换取越过五岭运往广州的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和药材。这使粤海地区在三个多世纪中，成为贫银的中国的历届帝国政府，得以依赖“外汇”长期支持货币流通的银本位制。这由中国货币史的研究早已获得证实。不待说，广东也在经济上获益。
问题是财富落入谁手？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固然为城乡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帝国政府的通商垄断，则使中外贸易主要变成皇家内库的财源，地方官吏、行商等特权者的利薮。因此不难理解，主持广东军民政务的总督、巡抚，在雍正、乾隆到嘉庆三朝，罕由非旗籍官员充当，而粤海关监督一职，在整个清代几成八旗子弟的禁脔。百年间这里的督抚很少不享有贪墨名声。偶有号称能员的人物，关心的也只是对内强化地方治安，对外强化华洋隔离。于是也不难理解，这个地区虽已“太平”百余年，而“文治”依然“落后”如故。
岭南学术重有起色，转换点应说是阮元督粤。阮元是扬州学派学者，但官运亨通，以翰林起家，屡任学政、巡抚、总督，五十三岁调两广总督，一任九年，其间六署巡抚。他的政见未必高明，但异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在广州创办学海堂，编刻《学海堂经解》（即《皇清经解》），重修《广东通志》等，对于晚清的岭南学术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注意识拔人才，学海堂初期聘用的学长曾钊、林伯桐等，都是他访知的地方学者，后以编校“粤雅堂丛书”等知名的谭莹，也是他亲自从童生中发现的学者。而出资精刻这些学术巨帙的是著名行商伍崇曜，也可见阮元的提倡风雅，如何歆动富商把眼光投向文化事业。扬州学派原已出现经史诸子并重和兼容异说的取向，阮元又特别提倡消除门户之见，而且注意西学入华史。这也给岭南学人留下深刻印象。(www.xing528.com)
岭南学术稍成气候，已在鸦片战争以后。有“会通”特色的代表人物，一是朱次琦，一是陈澧。他们都主张调和汉宋，都提倡“古之实学”，都以讲学来传播自己的见解，并都在1882年同受清帝的特旨表彰。但朱次琦更倾向理学，把修身看作学生的第一要求，而且憎恶清代汉学胜于憎恶明代王学，敌视“洋务”如敌视“贱民”，留下的论著也不多。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陈澧在晚清实属使岭南学术具有较大影响的首出人物，而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尤引人注意。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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