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的临硕、何休起，疑《周礼》乃战国后书的，代不乏人。清代开桐城派的方苞，更说《周礼》是刘歆窜造的。怀疑《毛诗序》非孔子所作，从郑玄以后早成学者的共识，争议的只在谁是真作者。认为《左传》非左丘明作，也早在唐中叶的啖助、赵匡就提出了，实指它经刘歆窜乱，至迟可溯至19世纪初的刘逢禄、龚自珍。经过阎若璩、惠栋、丁晏等清代汉学家的相继考证，《尚书》古文诸篇及孔传乃晋以后的伪作，已成铁案，致使乾隆后期清政府内曾郑重讨论要否取消其官方教科书的地位。后来魏源还进一步提出西汉古文十六篇也是伪《书》。说《仪礼》十七篇是完经，攻击刘歆要求立于学官的《逸礼》是伪作的，有笃信程朱的邵懿辰。甚至《易》的“十翼”，向来被当作孔子晚年学《易》的作品，同《易经》一起幸免于秦朝的火刑，也早从北宋欧阳修起受到趋向全盘否定的质疑。
怀疑经典不等于离经叛道。事实上，中世纪到近代的许多学者疑经非传，倒是自以为在捍卫孔子之道，或者恢复经典原貌。然而，从西汉中叶以后，经传的官学化的过程，表征着统治学说的变异过程。无论今学、古学、宋学，那些经传一旦被统治者承认，成为统治思想的外壳，政治议论的依据，考选官员的教材，衡量道德的尺度，乃至制定和诠释制度法令的范本，则对它们的任何怀疑，都可能对现存统治秩序造成震荡，即便是旨在卫道的怀疑。
还在18世纪后期，正当标榜为经学而经学的汉学家们竞相考证而行将判处《尚书》伪古文伪孔传死刑之际，便有人惊呼使不得。那不是别人，正是康有为的祖师爷庄存与。这位曾被乾隆帝训斥为“不留心学问”的前翰林院编修，靠着谨小慎微终于当上皇子的教师，忽然听说伪《书》将不再成为官方教材，首先想到的就是伪《大禹谟》所载的“危微精一”之类教条，倘不能用来教育帝胄王孙，他们将来怎么“治天下”？于是著书极力反对。“是书颇为承学者诟病，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
康有为受廖平启发而改宗经今文学之后，也许急于自见，不知号称清代今文学开山者庄存与的这一掌故，竟背叛祖训，大攻古文经传。也许正如朱一新所指出的，“乃足下知伪《尚书》之说，数见不鲜，无以鼓动一世，遂推而遍及于六经”。总之，康有为的古文经传皆刘歆伪造说，在见解上在引证上没有一处不是剽袭前人，唯一发明只在将前人的疑点、疑义或臆测，统统拿来作为刘歆的罪状，并冠以“新学伪经”四字。(www.xing528.com)
朱一新是熟悉清代学林掌故的。他在批评康有为猛攻刘歆遍伪群经说不当时，有没有想起百年前庄存与明知古文《尚书》之伪而仍力保伪《书》的那段公案，难以确定，但他担忧疑古风气的后果的言论，却同庄存与如出一辙。“夫‘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今学古学行之几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传》，若古文《尚书》，疑之者代不乏人，然其书卒莫能废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经大法，藉是存什一于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礼失求诸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
岂知康有为根本不理睬朱一新的忠告，虽然这忠告脱胎于他新认的祖师。他早已自命为不世出的圣人。这个念头骚扰了他的一生，使他愈来愈显得与世悖谬，几乎令人疑心他的心理有问题。他反驳朱一新的信里，就出现了这样的非凡想象：“自刘歆伪《周礼》，上因汉制而存阉宦，后此常侍弄权，党人戮辱，高名善士先受其祸，而国步随之而亡。唐则神策握政，门生天子，甘露之变，惨被将相，而唐祚随之。明则神庙假权，熹宗昏弱，忠贤柄国，戮辱东林，社秩献城，明亦随之而亡。今则李莲英复弄政矣，后此忠贤复出，清流之祸方长。——是刘歆一言丧三朝矣。古今之祸，孰烈于此！今吾国家尚未知息肩之所。即此一端，伪经之祸，已不忍言。足下未尝深思今古变制之由，宜以古文无罪，而欲保护之也。”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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