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的扬州，仍然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这里是帝国的盐务重心、漕运要津。畸型的盐业垄断政策，使这里成为帝国政府的财源和包税盐商的利薮。而地处南北交通运输命脉的运河中段的起点，又使这里成为北往南来的商人、士人和官员等必驻都会。但它又不是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的驻在地，即不是地区的政治中心，因而较诸南京、苏州，受帝国和地区的军事化的政治控制，相对来说都较弱。因而由中世纪式的经济繁荣带来的文化繁荣，在这里也表现得颇具典型色彩。绅商辐凑，巨贾云集，既使这里的消费需求猛增，也使这里的消闲文化俗雅并举。在18世纪，扬州便出艺妓，出名伶，出画家，出书贾，出文士，也出学者。依靠食盐专卖而大发横财的帝国税务官和包税商，出于迎合皇帝假充斯文或改良自身贪婪形象的复杂心态，每每延聘名流学者充当清客，或资助刊行自己莫名其妙的学术著作。在乾隆时两度任两淮都转盐运使的卢见曾，虽在初任期内曾因贪污而被告发，并连累儿女亲家纪昀一道被充军，但复任十年内，却变本加厉，建书院，刻经书，在府中供养众多名士，包括吴、皖两派汉学家宗师惠栋、戴震等，遂使“谈艺者无不知有雅雨先生也”。这就是一则显例。
有财务作后援，有学术信息活跃作前提，又有少受政治干预作酵母，因而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清代汉学中崛起自成特色的扬州学派，便是顺理成章的。
所谓扬州学派，空间涵盖面当然包括那时的扬州府所辖各州县学者。但著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这五城都位于大运河畔。原籍江都的汪中、汪喜孙父子和凌曙，甘泉的焦循、焦廷琥父子和江藩，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和李惇、贾田祖，宝应的刘台拱、刘宝楠伯侄，仪征的阮元和刘文淇、刘毓崧父子等，便是乾嘉间扬州学派的佼佼者。但追溯他们的学术传承，多半非戴震即惠栋。再深究呢？却又发现他们虽然个人风格差异很大，有的谨慎，有的狂放，有的专经，有的求通，有的宣称志在复古，有的不讳爱好“西学”，但不论是行迹怪诞的汪中，居乡横暴的焦循，曾为佣保的凌曙，致身公卿的二王，以及余人，在学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非宋非汉趋向。这一趋向到曾任九省疆臣的阮元尤为明显。他是汉学家，但随着主持各省的教育、行政和大区军民政务的阅历日增，就越发倾向于调和汉宋。(www.xing528.com)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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