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不仅善于制造有形的恐怖，他在打击政敌和烹杀功狗的同时，没有忘记斜视朝野间的士人。他尽管头脑中充塞着萨满教、喇嘛教及和尚道士之类迷信，却如乃父康熙一样，懂得“以汉制汉”，理学是极有用的工具。看来他对朱熹学说颇有心得，因为他有两条用得特别娴熟，一是杀人必以“理”，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汪景祺是雍正间文字狱的头一名牺牲。其次是翰林侍讲钱名世。此人乃当时文坛名人，仅因依照那时文人陋习，赠诗给声势显赫的年羹尧，便被雍正判作“以文词谄谀奸恶”。被罢官并押回原籍管制不算，雍正还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命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宅门首，同时还命令举人进士出身的政府官员，每人都必须向皇帝呈交一篇痛骂钱名世的诗文，“以儆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儆厉”。雍正自称这是“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其实，全国的知识分子，在朝的或在野的，受到的严厉警告何止于此！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告了浙江巡抚田文镜一状，说这位省军政首脑贪赃枉法。这本是言官的职权，可谓在其位而谋其政，很忠于皇帝的。岂知雍正览摺大怒：“田文镜秉公持正。贪赃坏法之事，朕可保其必无。谢济世于天下督抚中，独参田文镜，不知是何心胸？”原来田文镜是雍正派遣到江南地区的特务头子，任务就是监视文官文士，即使贪赃受贿，以权谋私，只要忠君，又有何妨？汉高祖听到萧何清廉自守便不放心，看到萧何被控贪赃枉法便大开心，个中隐曲岂可不知？不幸谢济世忘掉了，于是便因忠于职守而被革职拿问，于是便被法外用刑审出犯有“注释《大学》，毁谤程朱”的思想罪而被判死罪。
同时被判死罪的还有广西举人陆生楠。他不但犯有思想罪，所著《通鉴论》用孔夫子“《春秋》诛心”的笔法，批评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搞独裁都出于私心，还赞美李泌论府兵，批评王安石不安分；他同时还犯有“同乡罪”，与谢济世同省，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与谢相识。于是雍正亲自判决：前一项乃在诅咒他，“借托古人之事几，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忿，肆无忌惮，至于此极也”；后一项可证其“平日必有”与谢某等结党之处。两名广西人被判死罪，且祸延全省在京官员和进士举人贡生等在京候补者，每个人都受到个别审查。(www.xing528.com)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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