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晚明到晚清，确切地说，由16世纪末利玛窦等被准许进入中国内地算起，到上个世纪末中国大批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以前，这三百年间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往，主要媒介是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
假如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跃程度和实际影响，可以被当作一种尺度，用来衡量这三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交往程度，那末人们便可发现，其间有一段时间呈现的是“空白”。这段“空白”，开端于康熙晚年一再重申各省严禁传播天主教的敕令，直到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代替旧教传教士成为在华活动的主角为止，持续时间几占整个18世纪。
在中国历史上，18世纪正值清朝的“全盛”时期。除了乾隆以“太上皇”名义继续控制帝国政府的最后四年，腹地又出现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以外，这百年内统治秩序大抵是稳定的；出现的社会和平局面，是前后两个百年都没有的。
按照以往的历史传统，无论统一的或者半统一的王朝，从来把表示对异域文化和异族文化的宽容，作为盛世的必有措施。汉唐时代的闳放气度，早为鲁迅所称道，不消说了。元朝对“色目”文化的兴趣，远过于对汉文化的利用，这也应另作别论。即使被王夫之斥责的“陋宋”，被章太炎讥为“一切都昏天黑地”的明朝，除了一班但知唠叨“危微精一”之类假古训的道学夫子以外，统治集团也并不以摈斥外来文化为能事。晚明时期，王朝危机日趋严重，而近代意义的“西学”，恰因政府有条件地容许欧洲传教士活动而得以输入。唯有清朝似乎是例外。它入关以后，立足越稳，“排外”越烈，以致在它“全盛”的18世纪，出现了上述中西文化交往的“空白”，怎么理解呢？(www.xing528.com)
问题还有另一侧面。就在18世纪，清朝的学术文化领域，“复古”倾向迅速抬头。皮藏尘封的周秦古籍，久被遗忘的汉代经注，早已失传的古字古音，以及宋元时代的木刻本或手抄本，都成了学者争相研索的对象。这样的学术研究，到18世纪中叶变得异常繁荣，唤做“汉学”——因为学者的目光集中在汉代经学，也因为从事于此道的学者多半对程朱系统关于儒家典籍的解释即“宋学”抱着鄙夷态度。随着汉学走向繁荣，明清之际颇为活跃的西学却似乎销声匿影了，只有数学天文学领域内还偶见踪迹。就是说，从晚明沈㴶的《南宫署牍》到清初杨光先的《不得已》，那些用“道统”之类腐见鼓吹“破邪”“辟邪”者的愿望，竟在宋学的对立面汉学出现后得以实现。难怪有些学者以为，18世纪出现中欧文化交往过程的“断裂”，清代汉学家难辞其咎。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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