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生活在清朝的乾嘉时代。这个时代，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厉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也由于满、汉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的结果，清朝学术界的风气已有很大变化。当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已被经史考据之学所代替。许多学者，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避开现实的政治问题，而以巨大的精力，投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审核考订的工作。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儒家经典，明以前的史学著作，旁及诸子、金石和天算地志等史料。他们的研究要求，是弄清材料的本来面貌，以及把零散的或亡佚的材料系统化，即训诂、考证、订补、校勘、辑佚等。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对所研究的问题，广泛地搜寻材料，每事必穷根源，所言必求依据，讲究旁参互证，解决逻辑矛盾，反对空谈臆度，也反对孤证立说。这种风尚，到乾隆、嘉庆之际达到全盛时期，所以人们唤做乾嘉考据学；当时学者则自称朴学（因提倡做学问要朴质无华），或汉学（因研究两汉经学为主，并示同所谓宋学的理学相区别）。
初期的乾嘉学者，多集中于治经；从文字音韵入手，致力于名物的解释，典制的考索，事迹的正误等等。名为治经，实则考史。而且愈往后，愈将精力转向治史，即古代史料的研究。钱大昕就是由考证经书转向考证史著的。他用后半生精力作成的《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仿照《通鉴考异》的体例，对于除《旧五代史》和《明史》以外的全部“正史”及其注解，进行了细致的文字校勘，以及训诂、地理、职官、氏族、名物、年代等方面的缜密考订，是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齐名的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他的《十驾斋养新录》《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通鉴注辨正》《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疑年录》等，也都是古代史料学的杰作。他尤其下功夫研究元代史料，除《元史考异》特详外，还有关于《元史》的补表、补志，虽然很少发议论，但被人们看作是他关注清史即当时的现代史的含蓄表现。但以上著作，范围主要限于史料的审核。要了解钱大昕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从而了解他何以成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人物，还需要看《潜研堂文集》。(www.xing528.com)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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