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南宋袁枢撰，首部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

《通鉴纪事本末》，南宋袁枢撰，共四十二卷，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

先秦以来的史籍，不外编年和纪传二体，前者本于《春秋》和《左传》，后者源自《史记》和《汉书》。这两种体裁在历史编纂学上都存在着缺点：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使读者感到检阅的困难。客观需要总能催促新形式的出现。魏、晋以后，就时常有人尝试打破纪传、编年二体的限制。北魏元晖集门客崔鸿等编写《科录》，一部由上古至晋代的通史，据说就是“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1]。如果这个记载可信，那可说以事为纲的历史编写形式，早在5世纪便初具规模了。可惜《科录》早佚，此后五百多年里，人们仍以纪传、编年，当作史体正宗。司马光《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历史名著，仍为编年体，而且卷帙浩繁。袁枢喜读《通鉴》，但“苦其浩博”，于是自出新意，着手改编。将《通鉴》的材料“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2]。依据《资治通鉴》断限，起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余年间史迹，按历史年代顺序，分编为二百三十九目；另有六十六目，作为附录，散见于各正目之后。就这样，纪事本末体的体例便别开生面地创制出来。

袁枢的办法，无非是把属于同一事件的《通鉴》原文，包括原作者的评论，按时间顺序抄撮在一起，再安上标题而已。然而经过这一改编，历史的眉目比较清楚了。所以，《通鉴纪事本末》及其体例的完成，曾获得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3]。“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4]。“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5]。全书除标题外，袁枢没有添加一个字。但编排本身，就表现出他不但熟悉历史，还有自己的识见。因而本书条理完整，能以事件为中心，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及其作用，依年代加以贯穿，显现于具体而生动的史实当中，对于初学历史和阅读《资治通鉴》的人很有帮助。但是，它取材没有越出《通鉴》，全书内容局限于政治和历代统治阶级人物的活动，经济问题仅有两则，文化史则完全阙如，专题之间也多缺乏必要的联系；标题的遣词造句，也刻意模拟《春秋》笔法，凡镇压农民起义必曰“平”，凡北朝打南朝必说“寇”，南朝打北朝则称“伐”等，突出地显示了袁枢的正统史观。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仿作甚多，于是纪事本末体史籍便贯穿古今而自成一个系统。著名的作品有：明冯琦、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马骕的《绎史》，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等等。《通鉴纪事本末》写成以后，曾和袁枢讨论学术的宋代著名学者杨万里、吕祖谦、朱熹等人都为这一部书写有序跋。淳熙三年（1176）已刊印流传。

1980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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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魏书·宗室传》。

[2]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3]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

[4]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