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里春秋》：范晔与司马彪的文学才华对《后汉书》的影响

《后汉书》的纪传部分，利用了以往诸家后汉书的大量成果，主要是《东观汉记》和司马彪、华峤等的著作，其中斧削不工的痕迹很多。但它在编纂上有自己的特色，如记述人物，注重人物分类，不以时代先后为序，反映了世族门阀统治下重视品第人物的风尚。而魏晋南朝时期，盛行清谈和美文，反映在史学上，也以文学相尚，很重视本纪、列传前后的序、论、赞的写作，当作臧否人物的工具，也当作炫耀文学技巧的手段。范晔对《后汉书》最自负的就是在序论和赞中表现他的文学才华。同时，汉末魏、晋以后，战乱频仍，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消极遁世的所谓隐逸高士在这时期特别多，文学、史学作品，对这类人生活的记录也日增。《后汉书》特别立《独行》《逸民》等传，即为一例。这样，《后汉书》多类传，对社会生活中许多特殊面给予较大的注意，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曾被后人评为“详实”。今存八志，虽有缺漏，但也保存了东汉一代典章制度的某些早期记录。尤其是司马彪注意力集中于汉朝的天文历象、祭典礼制、灾变物异、政区沿革、官员职守等，给后人研究两汉之际的统治学说、宗教思想、自然认识、政权结构等演化过程，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但是，范晔作史，旨在“以文传意”，也就是借历史表达政见。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强令客观历史服从主观需要的弊病。清王鸣盛称赞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唯尊独行”^[1]，正集中地说明了范晔以世家豪族的政治标准来权衡人物。书中过分注意文辞修饰，对如实反映历史真相也带来了相当损害。

1979年(www.xing528.com)

【注释】

[1]《十七史商榷》卷六一《范蔚宗以谋反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