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只记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和班固父彪等十多人都曾经做过续补工作。班彪所续，称为《后传》，计六十五篇（一说百篇以上）。班固认为《后传》内容还不够详尽，于是在班彪死后进一步搜集史料，改订体例，从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开始撰著《汉书》，前后经过二十多年，但死时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未成，由其妹班昭和马续相继续写完工。
《汉书》所记，从汉高祖元年（前206）起，到王莽地皇四年（23）止，计二百二十九年，包括了整个西汉一代的历史。全书由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传”组成，计一百篇。因为有些篇文字繁重，分为子卷，共一百二十卷。体例方面，基本上继承《史记》而有所变更。如改“书”为“志”，创立了《艺文》《地理》《刑法》等志；取消“世家”，并入“传”。内容方面，武帝以前的记载也多袭用《史记》原文，但也增补了许多史料，如：《萧何传》增“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等；并增立了《史记》所没有的《惠帝纪》和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等列传，以及《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同时，在帝纪中增载了不少重要诏令，在列传中保存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奏疏等重要文献，如董仲舒《限民名田疏》、晁错《募民徙塞下疏》等。武帝以后部分，依据班彪《后传》改写，只有元、成二帝纪和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袭用《后传》原文。
从班固创立了断代史，后世史家都纷纷仿效。断代史能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各个阶段的矛盾运动提供例证，在史学上有重要价值。班固在修撰十“志”时，也并没有拘泥于断代体例，而把先秦到西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学术等方面分门综合，贯通记述。其中《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也都不限于西汉。《汉书》的十“志”，虽是继承《史记》的八“书”而作，但它在不少地方表现了作者的识见。如《史记·平准书》仅注意到集权国家对经济生活（特别是商业活动）的干预，而《汉书·食货志》却首先记录了集权国家对土地问题的处理。《汉书》也保存了很丰富的史料，能较多地注意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书中对某些历史人物、事件的记录和评论，都还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行文结构比较严密，词简意赅，在文学史上也有相当地位。
但是，《汉书》批评《史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1]这恰好说明了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和处理都以纲常名教学说为标准。固然，《汉书》中记载的一些材料，如《鲍宣传》载宣的“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奏疏等，客观上暴露了统治的黑暗面。由于《汉书》的写作过程被汉明帝置于皇权直接监督之下，这就使全书更突出地颂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如班固《典引》所谓，刘邦、刘秀的帝业都是得自天授：“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因此，《汉书》的许多篇中都充斥着“五德终始”、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浓厚的神秘宗教气息。(www.xing528.com)
1979年
【注释】
[1]参见《司马迁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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