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马迁把目光由天上转向人间，由臆断式的“究天人之际”，转向追求“通古今之变”，则要成功得多。那原因，固然由于历史不断变异的事实俱在。但也由于司马迁大难不死，反而有机会深刻观省社会的黑暗面，因此对历史的看法，去其天真，增其怀疑，察其幽微，考其成说，力求找到支配变异的秘密。这一来，他的信仰与他的研究，必然发生冲突。司马迁的伟大，正在于他具有史学家的应有品格，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只写出他相信是事实的东西，而不顾经义或时论是否认为悖谬。
又
例如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相反，汉高祖吸取秦朝教训，大封同姓“以承卫天子”，结果百年间“大者叛逆，小者不轨法”[2]，累得景、武二帝用尽力气，才将割据势力压下去，正好反证秦废分封是安宁之术。
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都是对董仲舒的古今世道不变论的否定，自然也证明治道需“奉天而法古”说的错误。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3]
这就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显而易见，它同那种为当代帝王政治需要服务的主观方法，同那种专门揣摩“今上”心意而恣意扭曲古人行事的恶劣伎俩，是对立的。用它来研究历史，便可能较少偏见，较合实际。
正因为司马迁特别注意“世异变，成功大”，所以他对秦楚到楚汉之际的王权更迭史的秘密，比前人有更多发现。
又
司马迁将汉得以兴的措施，概括为八个字：“承敝易变，使人不倦。”[4]他认为，人们所艳称的汤、武之治，奥妙也不过如此[5]。所以，他著“八书”，也就是在他看来王者得天下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的八个方面，那成功的经验也在于懂得治道必须“承敝通变”[6]。
问题当然在于如何“使人不倦”。司马迁认为，除了统治者的心态要改，更应设法适应被治者的心态。他说，历史证明，人心无不“患贫”，王侯封君都不能免，何况寻常百姓；历史又证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国富才能讲礼，而国富的基础便是民富。所以，他认定，最好的治道是因民所欲，听民求富，因为任何说教都改变不了人们追求乐生的愿望，“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www.xing528.com)
1989年
【注释】
[1]《史记·六国年表》序。
[2]《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3]《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4]《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
[5]“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见《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
[6]《史记·太史公自序》关于“八书”的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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