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所开创的《四书》学，是令思想史研究者感兴味的题目。把《礼记》内的《中庸》、《大学》二篇，抽出别行，不始于朱熹。远在汉朝，就有《中庸》的单独解说出现；近如北宋，司马光和程颢、程颐，都曾特别重视《大学》《中庸》。但把《学》《庸》与《论语》《孟子》合成四书，说是它们反映着从“初学入德之门”到“孔门传心之法”的完整哲学体系，则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说，始于朱熹。周先生指出，《四书》为朱熹一生精力所萃的研究对象，训释的详密程度远过于他的其他著作，虽然疏忽的地方在所不免，“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的主观立场”。这是很对的。
清朝的汉学家鄙弃朱熹的《四书》学，从名物训诂方面批评了他的许多纰漏，然而除了戴震几个人而外，都没有认真清算过理学家“托经学以言哲学”的问题和错误。即使戴震批评“理学杀人”，出发点也是承认“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不仅没有最终翻出经学的窠臼，还把程朱学派完成经学更新运动的一个主要标志，即实现孟子的“升格运动”——“书”升为“经”而人尊为“圣”，当作既成事实加以默许。于是便如胡适所说：“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胡适以为这是宋学家“重理解”的胜利，当然不能令人信服。
周先生提出他们治经“不过假借道统之旗帜”以破坏传统的经学，但“卫道”的立场又使他们的学说充满宗教性的经学的不彻底性。这个见解比胡适进了一步。顺此研究，必然可对宋学本身所存在的怀疑与信仰的矛盾，怎样使它发展成自己的对立物，发展成新的宗教教条，发展成专制主义的新的理论支柱，作出合乎逻辑的说明。可惜周先生没有来得及再跨这一步。他批评朱熹的《四书》学，主要还是谴责朱熹根据主观需要删改经传，认为“其绝不可为训者，在于改窜《大学》本经”。以后，在《汉学与宋学》等文中，周先生又谴责了程朱理学的“空疏”和维护纲常名教的恶劣影响，但总令人觉得还不够系统。尤其是朱熹在《四书集注》里大加发挥的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僧侣主义观念，周先生素来表示深恶痛绝，曾在不少场合予以“口诛”，60年代初期在讲授中国经学史时还对它作过驳斥，但没有撰写专文予以“笔伐”。其原因或许在于环境所造成的审慎，却终究令人引为憾事。(www.xing528.com)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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