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王安石在经学向理学转折过程中的作用，不亚于公孙弘在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中的作用。自8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近四个半世纪间，发生的那一场经学更新运动，焦点集中在周予同先生首先指出的“孟子升格运动”，即孟轲人升为圣而书升为经，其反面就是取消颜回的亚圣地位并否定《五经正义》的权威。王安石用他的新经义破坏了旧经义，用表彰孔孟代替表彰孔颜，用提倡探求所谓圣人之“意”来否定诠释所谓圣人之“言”的传统，更其是力图利用主持变法的机会实践自己的主张，这都在事实上替所谓理学成为统治理论的新形态开辟着道路。他的变法失败了，他本人也成为在政治上反对变法的理学家攻击的对象。然而除了司马光反对他的经学主张，极力否定他的政治实践的早期理学家们，自程颐到朱熹，在更新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传统的活动中间，成了变法的遗嘱执行人。这看来奇怪，却是事实。
两宋统治集团都按照构成孔孟道统的历史取向尊孟。这个统，就人而言，是孔子、曾参、子思、孟轲；就书而言，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本来，宋真宗已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宋徽宗又赏赐孔子戴天子冕旒，并允许子思进入孔庙从祀。奇怪的是，金兵攻破曲阜，群指“圣像”大骂：“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一把火将孔庙烧成灰烬。但就是那次领兵践踏孔庙孔林的金熙宗，在做皇帝以后，便拨钱修理孔庙，还搜查出一名潜藏鲁地的孔姓族人封为衍圣公。从此出现南北两衍圣公长期并存的古怪场面。
宋金不久形成隔江对峙的僵局，却展开崇圣比赛。金朝又占了头筹，先追封孟轲为邹国公，又先将孟轲像从孔庙后堂迁到正殿，与兖国公颜回像相对侍坐于孔子像两侧。这是中世纪王朝承认孟轲足与“亚圣”颜回比肩的开端。金朝还首开臣民必须回避周公、孔子之名的先例。南宋直到金亡后三十多年，才加封曾参、子思为公，与颜回、孟轲同列“四配”，与“十哲”相对侍于孔子两侧。虽比金朝尊孟晚，但总算发明“四配”，避免了“用夷变夏”的恶名。(www.xing528.com)
元朝重演金朝旧戏，也先放火烧了曲阜孔庙，接着又封衍圣公，然后修盖更大的圣庙。但元朝尽管又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但既不重经学，也不崇孔孟。它还留下了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主要教材的传统，却不认真看待这部小书的作用。因而朱熹地位超过孔孟，倒是在易代之后。
朱元璋称帝初，承认元朝赐予的孔子封爵和圣裔特权，但只称“先师孔子”，对圣裔也严加管束。他沿用元朝的科举考试法，专用朱注《四书》和宋人经义，形式和内容限制更严，即所谓八股。这都是对士大夫猜防备至政策的组成部分。明朝列帝对这一祖制都遵而勿失。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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