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其实是罢黜黄老。这一点，我以为是考察汉武帝初期那场统治思想形式变革的基本线索。假如按照时间顺序，直接揭开实际政治矛盾的展开过程，我们便可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
田蚡选择了汉武帝登极后第一个元旦发难，让新皇帝下了求贤良的诏书。时机和题目都选得不错。在君主高度专制的古代，谁来做举国臣民的大家长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新君正式建元，不仅是难逢的盛典，而且会引起普遍的幻想，指望这位天子给自己带来甘露。当时的统治者是深明此理的，所以希望新君至少在表面上做点一新耳目的文章，所谓“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对围绕新君的贵族大臣来说，这也是个扩张本集团势力并改组政权的良机。常借的题目，便是要求达官贵人，推荐有才有学敢说话的人，给皇帝选用。
从司马迁透露的情况看，建元元年这次招贤良，就田蚡的用意，主要为了援引两个人登台，就是做过汉武帝老师的王臧和他的同门赵绾。他们都是《鲁诗》学者申公的弟子。申公是汉高祖在孔子故里接见过的儒生中间的仅存者。这个资格，在当时黄老学者中间无人可比，拿他来做打击窦太后一党的石头，在那时当然颇为有力。
不过，既然普遍招贤良，按以往惯例必定推荐出许多信仰别种学说的人物。显然依照田蚡的意向，丞相卫绾出面指责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引人注目的是罢斥名单中只有法家和纵横家，没有提及黄老。其实纵横家不过当作陪绑，被指名攻击的只有早已倒运的法家。为什么这样做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田蚡在试探窦太后的反应。因为汉文帝好黄老术，只是为了掩饰好刑名之言，而窦太后正是依赖她的丈夫的幽灵才能控制政权，所以攻击申商韩非，便意味着攻击黄老。当时小皇帝每天要向老祖母报告政事，任何措施都必须得到她的批准。但不知窦太后是没觉察呢，还是装糊涂，总之卫绾的奏议被核准了。这无疑使田蚡觉得计谋得到初步成功。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于是，卫绾只好生病，让出了丞相职位。但正当田蚡策划扳倒窦婴的密谋时，有个叫籍福的策士，却提醒他估量一下实力，并再次拿出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计策，建议田蚡推荐窦婴做丞相，自己就势任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田蚡依计而行，结果不但轻易地获得窦太后核准，还意外地从窦氏集团中拉出了一个中坚人物，因为窦婴早对黄老术厌倦了，喜欢时髦的儒术。
前140年，在窦婴的协作下，田蚡的计谋推行得似乎不错。王臧当上了禁军统帅，赵绾也做了副丞相。申公被隆重地迎到长安，请他主持设计明堂——儒家以为显示天子代表天意的最高礼制。当然也出过毛病，如申公这个老头子到达后，大概世故太深了，竟对皇帝说出“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样只足以让窦太后悦耳的话，使得被母舅师傅哄得向往儒术的少年皇帝大为扫兴。不过至此还没有遇到很大阻力。
然而田蚡等四人显然过低估计了窦太后一党的力量，利令智昏了，结果被窦太后一个反击，便大败亏输。不妨引用司马迁的一段记载：(www.xing528.com)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所谓隆推儒术，旨在贬斥黄老之术，而这场理论纷争，又无非是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密谋的掩护。这场密谋的主要打击对象，就是窦氏集团。具体地说，目标有三：第一，分散这个集团的力量，强迫这班贵族子弟回到乡间采邑上去；第二，惩办这个集团中间最横暴的纨绔子弟，剥夺他们的贵族身份；第三，规定各个等级必须遵守的婚丧礼制，废除各级贵族在封国边境征收关税的特权，以建立某种稳定的统治秩序。这些目标，无论主持者的心术如何，倘能实现，在客观上有利于君主集权的加强和社会秩序的安宁。但也正因为田蚡等人心术不正当，只是为了谋取田氏集团的私利，因而想用密谋去对付在几十年间用婚姻血统等联系起来的庞大势力，更其愚蠢地想利用十六岁的小皇帝去剥夺干预专制朝政达数十年的老祖母的权柄，难道可能不以失败告终吗？
就这样，所谓儒学绌老子，在西汉王朝的第一次尝试，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付出了颇为不上算的代价，两名主角被罢官，两名要角被杀头，连只是充当傀儡的汉武帝也挨了祖母痛骂，大失面子。至于董仲舒在这次大事变中起过什么作用，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作证。
附记：
所谓儒术独尊，实为中国中世纪经学的历史开端。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体，必然需要某种学说作为维护自身的观念语言。但抉择何种学说，却由历史的机遇决定，就是说决定具有偶然性。以上实例，表明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黄老学与儒学互绌的过程，其实是新旧两个外戚集团争夺权力核心地位的映现。双方都靠权术制胜，而推尊儒术的挫折，正凸显出政治干预对于统治学说的进退所起的作用。倘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便可发现中国经学史的每个转折点上，都有这类政治的偶然事变在作祟。限于本书体例，我关于这类历史事件的具体考察，以后不再逐一摘引。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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