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王朝首都造庙祭孔授予孔子圣人称号

经学不等于孔学，儒术不等于孔子之术，在经学史上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孔子传统或孔孟传统。循此逻辑，则无论人们对于孔子思想或孔孟之道如何估计，都不应该成为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障碍。

然而近代文化史却昭示那是一个障碍。逻辑与历史出现矛盾，怎么解释呢？除上述诸原因外，还有个难于忽视的原因，那便是“圣名”问题。谁都知道孔子、孟轲是“圣人”，但很少有人注意“圣名”变迁史。因此，误将18世纪中叶清朝统治者重定的孔庙所供孔孟列圣的位号，当作历史传承的一贯事实。从这一误解出发，必定循着同历史相反的逻辑，得出另外的结论，即过高估计孔子思想或孔孟之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作用。

儒术独尊以后，尽管孔子被称作“素王”，但只在经今文学家中间流行，西汉统治者没有承认，经古文学家也不承认。直到百年之后，汉成帝采纳梅福的建议，“封孔子后以奉汤祀”。这是封建王朝“尊孔”的开端，但只承认孔子是“三统”已倒运的那一统的代表者。公元元年，汉平帝下诏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中世纪王朝直接授予孔子本人封号的开端。但据我考察，这只可能是古文派对付今文派的一个花招。因为那时僭主王莽已自居为当世周公，周公曾代成王摄政，所以封号的含意是将孔子变作周公事业的绍述者，而头衔为“公”，则否定了今文家所谓孔子是以《春秋》当一统的“素王”说。名褒实贬，那用意是很巧妙的。

东汉列帝虽然一再过鲁祭孔，但不仅沿用王莽赏给孔子的封号，还将孔子后裔爵号由公降为侯。汉明帝曾在孔子故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这是中世纪王朝祭孔时以弟子从祀的开端。魏齐王芳命太常在辟雍祭孔子，“以颜渊配”。这是中世纪王朝在首都讲学处祭孔并以颜回配享的开端，但属于特祭，也都没有授予颜回等弟子封号。

成问题的还有孔子配不配称“先圣”。本来，圣者通也，凡于事无所不通的聪明人都可称圣，叔孙通便是先例。但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经学会议，给“圣人”重下定义，说是“道无所不通”“与天地合道”者才配称圣人。如此，则除皇帝外，在先儒中倘选圣人，当然只可有一名，也当然只可选始祖。于是便加剧了周公与孔子谁是圣人的争论。随着古文派在东汉声势日增，“先圣”便成为周公的专称，而孔子只好屈居第二，被派充传达周公“天口”的司铎，唤作“先师”。“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尽管魏文帝出于权术考虑，一度恢复孔子的“大圣”雅号，但不久又被司马氏集团出于同样的权术考虑而否定。此后，东晋南朝都沿袭晋制，称孔子为先师。

北朝却不同。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仿佛有意令人忘记孔子严辨的“夷夏大防”，迁都改姓之后，便下诏在洛阳起造孔庙，并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这是中世纪王朝在首都造庙祭孔和授予孔子“圣人”称号的开端。北齐沿袭北魏制，在邺都立孔父庙，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命国子诸学和太学师生定期行礼，拜孔揖颜。这是中世纪王朝明确以孔颜并尊代替周孔并尊的开端，但只限于北齐一隅。北周则因推崇《周礼》的缘故，又恢复周公的“先圣”衔头，再降孔子为“先师”，并封他为邹国公。可见政治分裂，文化也出现分裂，对孔子或圣贤的评定，完全视各个割据王朝统治者对儒术的实用需要而转移，哪里是将他视为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呢？(www.xing528.com)

隋朝继承北周制度，对周公、孔子仍然以圣、师分等，但似将孔子谥号改为“先师尼父”，却迟迟不恢复孔子后裔的爵邑。不过隋朝也开了州郡学每年举行释奠礼以祭祀周公、孔子的先例。

唐朝是同一王朝内圣名变动最多的时代，也是可证统治者眼里的孔子无非是或一政治目的之工具很清楚的时代。我曾举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祖孙三代的例证，说明他们尽管命人统一经义，但对孔子是圣是师的看法却不统一，祖父命尊周孔，儿子却命改尊孔颜，孙子又想取消父亲决定而以恢复祖制为名。弄得朝议喧哗，太学生如木偶。闹了几十年，最终固然是唐太宗的规定有效，即孔子称先圣，颜回称先师，在各级学校里都立孔庙享祭，而周公则被驱出学校去做周武王的陪祀，但唐太宗的命意却由此而大白。他决不是孝子，却下令在太学举行释奠礼时讲《孝经》，宣扬忠臣孝子的道理。可知他贬周公褒颜回，实为防止臣民学周公而生野心，倘若士人都把老实听话的颜回作榜样，不是永无天下英雄不肯入吾彀中的恐惧么？“恐惧创造神”，即使如唐太宗那样的英主，也逃脱不了这法则的支配。所以，孔颜同尊，其实更重视尊颜。因此颜回愈来愈走运，屡赠太子少师、太子太师。唐玄宗也特别提倡《孝经》，又将颜回封为“亚圣”，开了中世纪王朝同时承认儒有二圣先例。那时上距孔子坐稳先圣宝座不过六七十年，可见中世纪统治者到底不让孔子独圣。

那末，唐代真重孔颜之道么？不然。唐太宗刚封颜回作先师，便又封先秦到汉晋一批儒者“并为先师”，数量达二十二名之多。唐高宗在追赠颜回官职的同时，又赠以愚孝闻名的曾参作太子少保。唐玄宗刚封颜回为亚圣，允许他在孔庙里配坐，同时便下令所谓孔门十哲中其他九人及曾参的塑像都改成坐姿，不久在追赠孔子为“文宣王”时，又封颜回为兖国公，七十弟子均封侯或伯。表面上孔子及其门徒地位大为提高，实际上这种滥封，恰好表明经学在衰落。颜回没有留下著作，以他为师，不是不要士人去读经么？如果不忘唐朝统治者同老子攀亲戚，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立老君庙，由皇帝亲祠，庄周等道家名人都封“真人”，《老子》《庄子》诸书都升为“经”，那就可知孔颜等所受的礼遇，适足以表明当时经学已降为二等学说。如果不忘唐朝在尊道重儒的同时，佛教在宗教上政治上都拥有莫大势力，皇帝贵族以至一般士民都佞佛，那也可知经学在统治学说中只能视为鼎足之一。如果不忘唐代科举考试最重进士科，而进士科最重诗歌文章，乃至鼓励经学的明经科变成遭人奚落的仕途，那更可知经学即使在教育领域内的权威也在跌落。

盛唐文化无疑是中国文化史的最有光彩的一页。但在这一页上，孔子和经学的痕迹却最少。甚至连经学史专著，也不理会那时代经学尊孔颜之道和颜回升为“亚圣”的事实，更不要说其他学术文化论著了。倘讨论孔子与经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历史作用，那末如何解释这一页，可能是检验逻辑与历史是否能达到一致的试金石。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