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需要无疑会促进特定学说的发展，于是被作为缘饰形式的经典诠释，必定使各类学人趋之若鹜。这便形成我所说的“学随术变”的传统，也即人们常说的经学传统。术的基调既不确定，随之而变的诠释也就不可能越轨。但历史进程，尤其是政治进程，却不断在起变化。面对现状提出的问题，如何守护或重构令统治者安宁的秩序，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与不同的对策。因而随时出现的实用需求，包括时君的意向，时髦的幻想，矛盾的愿望，驳杂的信仰，便会不断被装入“经学”的篮子里，直到它溢满而变质。就是说旧形态的变异，当然必定伴随着新旧形态的长期而渐趋激烈的冲突。
经学诸形态的每次冲突，时间或长或短，结局总是旧形态被否定。昔日炙手可热的显学，其后却备受冷落或奚落，乃至变成鲜有问津者的“绝学”，在中世纪是习以为常的。
经汉学系统中的今文学与古文学；经古文学畸变形态的郑玄通学，分宗郑玄、王肃的北学与南学，重新整合南北二学的唐学；经宋学系统中的朱学与王学；它们都曾经君临思想文化领域，自居为儒门正宗。然而多则数百年，短则百年余，便成为绝响，或者仅仅充当敲门砖，何故？
假如承认儒术与经学自始便分途的事实，那就不能不承认本世纪初梁启超的说法，即自汉以来，“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因而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变为马融、郑玄，变为韩愈、欧阳修，变为程颐、朱熹，变为陆九渊、王守仁，变为顾炎武、戴震，这大体合乎历史。周予同先生指出，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www.xing528.com)
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假孔子，并且都用各自的主观的假孔子否定那位客观的真孔子——的存在，便否定了一种说法，即中国经学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传统。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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