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儒学，本是海外学者一派的见解。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牟宗三等，是这一派的老代表。更老的还有钱穆、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他们各自的论述虽有分歧，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以为儒学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只可发扬，不容否定。60年代徐复观等在台湾猛烈抨击胡适、殷海光等，因为胡适等虽然将“全盘西化”的口号改为“充分世界化”，在前者看来依然是提倡背叛传统。
除了少数学者以外，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使得相互难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开放给国内学术界带来了沟通的机会。以为儒学具有第三期发展前景的杜维明先生回国讲学，吸引了不少支持者，也引出了不少反对者。由此新儒学也成为文化讨论的常见课题。
据杜维明的意见，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在近代也没有堕落，在过去和现在的作用都极大，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识的代表：通过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继承它的优良传统，扬弃其中为害甚深的封建遗毒，引进西方文化而又清除其中的浮面现象，将使中国文化得到创新。
国内有些学者支持杜维明，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即为其一。李泽厚否认自己倾向于现代新儒学，但他强调儒学传统是中国文化心理的现实存在，强调儒学已侵入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等，也被某些年轻学者看作是转向新儒学的表现。至于对孔子和儒学怀有特殊感情，而赞赏杜维明说的更不乏其人。
但新儒学的观点，近年也在文化研究学者中间，引起种种批评。集中批评有三点：一是新儒学实为宋明理学的翻版，除非弄清理学的形上和形下基础，那末人们对理学的抨击照样适用于新儒学；二是新儒学无法回答五四运动合理与否的问题，按照它的逻辑，只能得出相反的推论，但这一来连新文化运动，连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都将被否定，这是现代中国人不能接受的；三是孔子学说本身是否可以肯定还有疑问，而“独尊儒术”后封建统治者尊崇的不是假孔子，便是只具有负面意义的假儒学。这三点就是新儒学的致命弱点，即使如他们指望的，用儒学努力以道德理想转化实际政治，但只要对政治化的儒学稍加分析，则它充当经学的奴婢而没有出路，当是人所共睹的。(www.xing528.com)
关于新儒学的争论，主要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两个领域内发生。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争论，更属于那种聚焦点，人人都通过它来显示自己的见解。
传统文化的定义够模糊了，现代化的文化标准又没有界定。探究两个不确定概念的相互关系，不消说倍感困难。但争论还是发生了。不过，传统的哪些内容，还能被现代化所吸收所改造？这是未来学才可以解答的问题。未来学的起点，就是历史学的终点，想必读者会表示谅解的吧。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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