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是中国中世纪流行的大部分儒家经传的传授者，是西汉以后统治学说的真正教父。他是儒，所以他言必称礼。他是替统治阶级的未来利益辩护的学者，所以他说礼就必须给旧形式注入新内容。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令俗儒骇异的问题：礼是哪里来的？他的回答极简单：礼起于“养”。不是么？人人生来都有情欲，眼要观色，耳要听声，口要尝味，鼻要闻臭，体要休息，得不到满足就不能不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限制就不能不互相争夺，互相争夺就会导致社会混乱，乃至大家没法活。荀况认为，物有限而欲无穷，必须制定等级秩序作为界限，满足人们的欲求，也使欲求不至于超过物质许可范围，而物与欲得以相互扶持而不断增长，这就是礼的由来。这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而社会制度、等级秩序则是经济生活的产物，这个道理便在荀况的《礼论》《正论》中被说出来了。
似乎毋需特别指出，当问题一旦涉及礼是谁制定的，荀况便背叛了唯物论，说那是“先王恶其乱”而想出的主意，从而表明他在根本上仍然是历史唯心论者。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生活在二千二百年前。
与荀况同时或稍晚，提出类似命题的，还有托名春秋时齐相管仲的言论集的《管子》。例如《牧民篇》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话固然失诸片面，因为物质生活资料充足与否，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不同标准，而道德文化也有能动作用。然而，从存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个命题不是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程度的思想萌芽么？再如《侈靡篇》，它的作者主张用提高消费来刺激生产，用珍重货币来作为调节消费与生产的手段，所谓使时俗变化的最好办法是“侈靡”。这在古代固然属于带有诗意的幻想，但不也同样可以看出经济繁荣程度决定着社会发展与否的思想萌芽么？
《史记·礼书》说到礼的起源和作用，几乎逐点重复了荀况关于“礼者养也”的观点。它是司马迁的还是褚少孙的作品，已难以考辨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司马迁赞同荀况，赞同《管子》。著名的《货殖列传》，虽被班彪父子讥为嫌贫爱富的自白，却是古代中国第一次尝试用历史事实证明求富图强合乎社会规律的记录。“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舜、禹以来的全部文献，耳闻目睹的全部现实，不都是证据么？“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如果编户齐民都不“患贫”，因而“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怎么会有工商的兴旺、财富的积累、霸业的成就，因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呢？当然，司马迁讴歌的是经营商业手工业致富的平民，并不同情直接从事生产却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奴隶。但他希望解开支配社会变化的内在秘密，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间求证商业发展和都市出现是自然趋势，却使他早在二千年前便从一个侧面描绘了社会基础构造的粗糙图景。(https://www.xing528.com)
司马迁不是考察过社会实际过程的最后一位史学家，然而是中世纪正统史观凝固化以前的最后一位史学家。他还在世，按照君主专制制度剪裁过的《春秋》“诛心”原则，已经成为神学教条，因而他的历史见解也受到统治者的斥责。尽管他首倡的为经济制度史立专篇的做法已成历史编纂学的传统，给中世纪生产关系的研究积累了系统资料，但在几百年里，几乎无人敢承认人的恶劣情欲的历史作用。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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