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灭亡以后，各个王朝虽然不断采取垄断教育的措施，但民间的私学仍在开办。
东汉的私学规模，常有报名入学的学生万人以上，远远超过孔子办学的记录。但这时私学的主持者都是经学家，他们办学校都是为了向帝国政府输送通经致用的人材，与官学的宗旨没有两样。
以后中国陷入分裂近四百年，各个政权很少顾及官方教育，因而私学各行其是，孔子的价值不断跌落。
唐朝统一后，有意抬高孔子的地位，统一经典的诠释。但唐朝没有一个皇帝用行为证明自己相信孔子，相反却证明自己利用孔子。孔子的尊号可以上下浮动，经典的真伪可以置之不顾，经义的诠释可以驳杂兼收。科举考试规定测验“通经”的程度，竟以原书字数多少来判断程度高低，并以背诵经注熟练与否来决定成绩优劣。况且几个世纪以来便不断谋求宫廷地位的佛教道教势力，在唐代利用宫廷权力斗争而更加扩张，形成所谓三教鼎立的态势，并且不断侵入作为儒家世袭领地的教育领域。
受到威胁的儒家学者被迫回应。首先就是抨击官方编纂的经典教科书《五经正义》的诠释错误。接着便是怀疑官方确认的儒家原典的可信程度。继而又迂回地否认由唐太宗亲自在教育领域树立的新偶像——以对孔子恭顺出名的“先师”颜回，那办法就是宣称孟轲才是“先圣”孔子的衣钵继承人。
这股思潮由隐而显，9世纪初的韩愈便公开提出上古圣人的“道统”由孔子传到孟轲即断绝了，就是说从汉朝到唐朝的官方经学全部属于假孔子传统，而作为教育轴心的经典学习都不属于真儒家教育。由此开始了长达四百年疑经尊孟过程，我称之为唐宋间的“经学更新运动”。
这个过程中间经历了教育改革，虽然几度尝试都由于政治原因而流产，但对教育本身却产生了重要影响。旧的学校体制被搅乱，以特权分等级的学校界限变得模糊。旧的经典教材被冷落，重定原典及其诠释的工作提上日程。旧的教学方法被否定，师生共同辩难经义成为时尚。旧的考试制度仍在继续，但审查文官资格测试结果的决定权日益集中到皇帝手中。(www.xing528.com)
经学更新运动的学术总结，是12世纪的朱熹作出的。他比孔子更热衷于办学，比孟轲、荀况更注重用教育影响政治。他最终确定了新的经典教科书体系，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组合成“四书”，宣称这四种书就是孔子到孟轲“道统”的权威见证，从此儒学的核心被称作“孔孟之道”。他和他的学派又给“五经”大部分重新作了诠释。通过教学和著述，朱熹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经学研究成果，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新的儒学体系，被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者“新儒学”。
朱熹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但没有实现儒学的统一。在经学更新运动的过程中，早已出现双水分流的朕兆。程颐的哥哥程颢，在新儒学的基本概念“理”的见解上，便与乃弟不同。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便发展了程颢的学说而自成体系。他同样从孟轲遗说中寻求支持，但比朱熹更不客气地从佛道二家学说中袭取思想，特别强调“心”与“理”的直接同一，因而被称为“心学”。在教育见解上，陆九渊否认经典教育的有效性，宣称孔子编定的“六经”只能充当“我心”的诠释，决定教育成功的因素在于启发受教育者固有的“德性”。这与朱熹认为教育是个渐进过程，只能通过经典学习研讨，逐步领会孔孟之道的主张，有很大差别。因此，陆学又被认为“尊德性”，而朱学则属于“道问学”。
但从教育方面看，朱、陆两派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政治实用主义的色彩相对淡化，不像旧经学家那样强调紧密追随现实统治术的眼前需要。这种教育活动偏离当前政治轨道的倾向，陆学表现得比朱学更强一些。因为他的学说取向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取消传统的经典教育。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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