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到清朝，文官的选取，途径多种，制度多变，那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早已证明了的。
从文官的来源看，大概地说，一是世袭，这是贵族大臣等特权者子孙的特权之一；二是考试，包括早期的察举和后期的科举，这是普通官员和某些平民家庭出身的读书人即士的通常途径；三是特种关系，例如皇帝的姻亲（外戚）、家奴（宦官）和男宠（幸臣）；四是特种身份，例如少数民族王朝中属于统治民族的正式成员；五是专业人员，例如天文、历法、水利、财政、司法等政府机构的技术官僚；六是出资贿买，这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就是富有的平民跻身于特权者行列的简捷途径。
通观中国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官方历史记载，便可发现经过考试成为文官的途径，即接受官方儒学教育作为前提的“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其实最狭窄也最困难。除了专业人员（极少成为大臣）以外，别的途径甚至不把是否受过文化教育作为必要条件，更不要说有没有接受过官方儒家教育了。
公元1世纪建立的东汉王朝统治者，便已发现这个缺点，因而设置专门的贵族子弟学校，希望未来的特权者读点官方审定的经典。效果呢？也有，却适得其反，就是让皇亲国戚元老重臣都觉悟到，进学校也是保持世代特权的一种手段，取得资格是一回事，是否读书是另一回事。于是，为“国子”即贵族大臣子弟设置的学校，地位很快高于原先择优选取学生的“太学”。(www.xing528.com)
直到公元7世纪建立的唐朝，全面实行科举制，规定不问家世出身如何，要取得候补文官资格都必须通过分科考试。然而唐朝的候补文官学校，仍分三级。列在最高级的还是国子学，规定只有高级官员和功臣子孙才能入学。第二级是太学，也只有中级官员和功臣远系的后代才能入学。普通官员子弟和平民出身的“俊士”只能进入四门学，即第三级的高等学校。三级学校的学生虽有相同的参加文官考试的资格，但低一级学校的学生，倘若竞争失败，便唯有通过学校考试升入高一级学校，才有做官的更多机会。
这种重视出身血统仍然胜过个人才智的学校制度，到11世纪王安石变法时才受到真正的冲击。王安石降低了官立大学的学生的出身标准，却提高了学生作为竞争文官资格的学业标准。他的教育改革，像他的政治改革一样，最后失败了，却留下一个重大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促使教育偏离政治轨道的倾向增强了。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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