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无疑应有充分的估计。但历史事实表明，即使在中世纪的教育领域，它的意义也不像一般的中国历史论著所描绘的那样巨大。后者往往把这项政策，说成是孔子之道或者孔孟之道在中世纪取得全线胜利的开端。
暂且不说中国中世纪从来没有经久不变的政策。就说汉朝和以后列朝的统治者，尊崇孔子或孔孟的“道”吗？不然。从汉武帝起，君主们总强调自己需要的是儒术或者经术，也就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予以解释的实用统治术。与欧洲中世纪不同，中国从来没有政教分离的制度。皇帝是“天子”，享有“天命”，在人间兼有政治、宗教、文化的领袖身份。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论证或辩护本朝的制度政策，符合孔子当年所憧憬过的那个不变的天道。就是说，作为官方经学家，必须想方设法将孔子之道，解释得与本朝制度和现行政策绝对一致，而不许违背乃至相反。否则，官职俸禄将会失掉，甚至会背负大逆不道的罪名。
其实，汉代经学家早已参透这个奥秘。被后人误传为“独尊儒术”提议人的董仲舒，在他的答皇帝问的著名论文中，就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后来有个担任宫廷首席教师的经学家说得更露骨。他教训学生必须努力通晓“经术”，唯一理由就是明白了经术，获得高官厚禄便像从脚下拾取一粒菜籽那样容易。
在古汉语里，道、学、术三个概念，涵义原不相同。道，指基本原则。学，指了解原来不懂的事情及道理。术，则指应付眼前事变的策略、手段。
既然基本原则决不能变，而不论它合不合原典意义的孔子之道，既然策略手段随时可变，而可变的尺度必须是有利于现实统治，那末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经典的学习只能是为了卫道，只能是为了明术。(www.xing528.com)
实际上，统治术的总方针也是决不能变的。这个不变的“君人南面之术”，并不是儒家的传统，而是法家的传统。它在秦帝国建立伊始，由李斯概括成一句话：“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全国没有不同的意志，等于说全国只能有一个头脑，一种思想，一类声音，那就是帝国安宁的最好办法。秦始皇立即批准了这个总方针。秦朝后来烧书，就是为了消灭不同的思想来源。秦朝又禁止私学，规定只有现任官吏才有担任教师的资格，就是为了把教育变成贯彻皇帝个人意志（用法令的形式）的工具。所谓独尊儒术以后发展儒学教育，不过是那种“安宁术”的文雅变形，这早已被学者们所不断指出。
因此，中世纪的官方儒学教育，具有本文在前指出的那些共同表征，便是合乎逻辑的历史结论。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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