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基本同意余英时教授去年夏末在新加坡举行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讨论会上发表的一个观点：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了，它已成为一个“游魂”。
问题在于制度化的儒学如何理解。
孔子生前对怎样治国提出若干朦胧的设想。他的学派在他死后便陷于四分五裂。在儒学的名义下的各种学说的对立多么尖锐，已由孟、荀两家提供了充分证明。晚出的荀况，从性论到天论，背离孔子的教旨何等遥远，已毋庸陈述。然而从18世纪以来的经学史研究，都倾向于承认在西汉中叶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学，其实是“荀学”。
事实上，正是荀况的两名学生韩非与李斯，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为统一帝国制定了普适性准则。成为中世纪价值系统最后尺度的三纲说，是由韩非完成的。而秦灭六国当年便由秦始皇认可的李斯建议，“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更直接道出了中世纪思想统治的基本取向。直到18世纪清朝雍正、乾隆父子仍力行不悖。
因此，汉武帝即位（前140）后儒家被统治者看中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继法术、黄老术之后的第三种“安宁之术”。从一统帝国极峰来看，安宁来自“天下无异意”，至于术的色彩并不顶重要，扫帚用旧了，何妨再换一把？“儒学绌老子”获得成功，本来与宫廷权力斗争攸关，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汉武帝和他的继承者，都称不上是儒学的信徒。倘若不是“曲学阿世”的公孙弘抓住机会，将五经博士由顾问官改为教育官，拥有了决定候补文官出身与资格的权力，倘若不是董仲舒继叔孙通替秦礼披上汉装之后，又用《春秋》“诛心”学说辩护由秦朝承袭下来的酷法，从而使“经术缘饰吏治”获得文官制度与君主赏识的双重保证，那末下个世纪的夏侯胜能否夸示如明经术则取官禄便像俯拾芥子一样轻易，就很难说。这一点《汉书》作者早已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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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中世纪曾被所有经学家尊为宗师。在儒术独尊初期，他曾经被说成接受天命而预制汉朝宪法的“素王”。然而曾几何时，他便丢掉王冠，或被降为“先师”，或被升作“元圣”。奇怪的是，从刘歆以后，没有哪位经学家肯给他“唯我独尊”的待遇，如外来佛教的信徒曾给佛祖的待遇那样，他们总要给孔子的“道”，安排一名传授者或者一名嫡传人。于是从公元元年起，行时的便是周孔之道、孔颜之道或孔孟之道。说是“尊孔”，其实真尊的是在上或在下的孔子伴侣，周公、颜回或孟轲。孔子视治国第一要义为“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既然如此，考察一下中世纪的圣名史，可否从中得到某种启迪呢？
启迪是有的，但首先需要面对历史事实。
那事实，就是真的孔子，早在公元前479年死了。他死后，儒家旋即分裂，有八派或十五派之多。三百四十年后，孔子受到尊崇，却被派作辩护宗师的角色。面谀时君的叔孙通，曲学阿世的公孙弘、董仲舒，似乎敢于反潮流的贾逵、马融、刘歆、郑玄，乃至更明目张胆作伪的王肃、孔颖达、韩愈、王安石、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都在努力使孔子替他们赞成的统治术服务。所以，他们对孔子遗训所作的文化认同，无例外地都是在炮制假孔子，如梁启超早已揭露的那样。
既然如此，中世纪统治思想领域内的每种经学形态，都相继成了失却躯体的“游魂”，就是说失却了各种制度的保证，似已毋庸置疑。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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