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四分之一世纪，康有为已死，章太炎还活着。两人在清末关于儒的起源的争论，影响却似乎逆转。《古史辨》重张康有为的遗帜，比康学“疑古”更勇。仍在上海、苏州收徒讲学的章太炎，却被多数新进学者看作活古董。没想到原来与钱玄同一起被学界认作“古史辨”运动的权首的胡适，却转而“信古”了，并于1934年发表《说儒》，肯定章太炎的《原儒》“在当时真有开山之功”。
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见于《说儒》开篇的这段话，令人难以相信其作者曾撰文批判章太炎《论诸子学》因袭“诸子出于王官说”是泥古；也令人难以相信其作者曾疑古。此文尽管没有提及《孔子改制考》，没有提及康有为的“上古茫昧无稽”“孔子创儒改制”等见解，却是对于《古史辨》的史论指南予以否定的又一表征。它的发表，对于时已支绌为难的《古史辨》，不啻是又一记重拳。
胡适怎么会由驳章而颂章？怎么会由支持“疑古”转而批评“疑古”？至今有关胡适的传记研究，似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说明。这且不去说它。有一点似无可疑，即胡适写《说儒》，如同章太炎写《原儒》一样，从考证的方法到材料的别择，都没有超出清代汉学文献研究的传统。虽然殷商史已由甲骨卜辞的发现和研究而走出传说时代，但他们考证“儒”的古义，还是从文献到文献。这给他们不久便名列为“原儒”公案的共同被告，留下了口实。
《胡适论学近著》的自序曾说：“《说儒》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看法，我自信这一个看法，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看来末一句但书，并非胡适预留退步。因为海内外前三十年关于甲骨卜辞的辑集和研究，很可能得到殷墟考古的推动，出现更大突破。显然意识到《古史辨》式的疑古方法过于片面的胡适，是否暗寓一种希望，期待他的文献考证结论，有朝一日也能得到史学家用二重证据法给出印证呢？
胡适此文长达五万字，断续写了近三个月，加以材料以仍有争议的文献传说为主，从逻辑到内容都不免存在破绽。不过他的考证结论，即“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则不仅将章太炎关于儒在上古是术士通名的说法具体化，而且很合乎古代世界宗教萌生和变异过程的通例，的确可称“一个新鲜看法”，当然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目。
胡适也许没有料到，对《说儒》的最大回应，竟是全盘否定。否定来自卜辞彝铭研究的新权威郭沫若。他于1937年发表的《借问胡适》，便用甲文金文材料驳斥胡适以及章太炎的说法。此文于八年后收入郭氏著《青铜时代》，改题为《驳（说儒）》。其历史观念算不算唯物史观，属于别一问题。但那以前郭氏已引《古史辨》为同调，就是说已成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的信奉者，对胡适的古史见解的评价也以胡适对待《古文辨》的取向为一种尺度。[1]因而那时他驳《说儒》，虽然也没能用甲骨史料证明胡适关于“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等结论纯属臆断，“批判”的调门也挺吓人，却终究是支持一种见解而反对另一种见解，仍然可说是学术争论。
然而50年代初开始席卷学术文化领域的“反二胡”浪潮，终于使胡适的古史见解，也被判犯了“原罪”。作为这个领域首席权威的郭氏，也宣告自己当初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乃出于“挑战的意识”，“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并指明这个之流，“代表买办阶级的所谓‘学者’们”，自然也没忘记申明他认定挑战的结果，“可为托古改制说找到确凿的根据”。[2]不消说，包括《说儒》在内的胡适全部学术论著，此后都被推上被告席。
人所共知，关于胡适的思想罪和学说罪，被断续审理了三十年，每回审理都发现此人应该罪上加罪，乃至旭日东升后的初生之犊，也声称自己是受害的见证。古怪的是那篇《说儒》，在批胡中反而鲜有专门文章予以挞伐。
怎么回事呢？我很久不懂，近因授课，从旧刊中翻出一篇《甲骨文中所见的儒》[3]，继又细读前揭《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所收的修订稿，方始恍然。(www.xing528.com)
原来，甲骨文中有儒字，早经中、日学者发现并有著录了，而且关于儒的卜辞，多达三十余条。据徐中舒考证，由那些卜辞的文字和内容，“说明儒这种职业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儒在殷代还有一个教阶、教区的宗教组织”，可见，“孔子决不是儒的开山祖师，要探明儒家的起源，还得从甲骨文里去探讨”。
既然甲骨文字考释早已发现如此众多的儒字和儒在殷代的活动记录，为什么迟至1975年末国内才有专文报道和讨论呢？徐文通篇未提《说儒》和《驳〈说儒〉》的争论。但略知那段争论史者，读了这篇考证，便不由得感到《说儒》并非胡适的“胡说”。因为考证所有殷儒的职业和组织诸特征，也许仍待逐一考实，却大体可证胡适仅据古典文献所作的分析，决不像《驳〈说儒〉》作者曾经讥斥的，“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4]人们当然会反问：这以前《驳〈说儒〉》的作者知道殷代卜辞研究已发现关于“儒”的材料么？如不知，岂算卜辞金文研究的头号权威？如已知，何以不按唯物史观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呢？
倘说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难讲的原因也真难讲，关于“原儒”的这段公案，便提供了一例，却决非唯一的史例。但真的难讲么？似也不见得，历史自己会说话。
2000年
【注释】
[1]参看1947年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夏禹的问题”。
[2]引文见1952年《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3]《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75年第4期。
[4]郭氏自述评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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