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和近代的今文学家，都认定《春秋》是孔子“为汉制法”的创作。这说法固然荒诞，但他们以为孔子论史，不但特重近代，而且将所论近代分作“三世”，也即由近及远，分作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却未必不经。
《论语》表明，孔子对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更其是鲁国的襄、昭、定、哀四公在位期间那近百年的各国政治史，熟悉得很，而对此前百年中齐晋楚等争夺霸权的诸侯国政情，也相当了解。因此，以下出自《季氏》篇的两则孔子语录，如果从史的角度重作审视，或有别解。
其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里所说的“礼乐征伐”，无疑即《左传》所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宗教活动和军事活动。孔子认为，主持祭祀和战争的权力，被诸侯从天子手里夺去，便是天下有道变无道的开端，而这两大权力相继下移，相继被诸侯国的大夫，乃至大夫的家臣僭越，更属天下愈来愈无道的表征。不消说，权力下移必定意味着政权的涣散。神灵既无所主，则民心必乱。战争既失约束，则夷必侵夏。在孔子看来，世道愈来愈乱，反过来也决定执政者的命运愈来愈短促。他没有明指所谓天下乃周朝的范畴，因为没有必要。谁在议论本朝史的时候非冠国号不可呢？因而孔子在这里所指天下无道的世数，也并非虚指。从他晚年即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左右上溯十八世，正值西周由盛转衰的时期，上溯八世则为《春秋》记录鲁史的开端，而上溯三世九十年，不正是孔子所闻所见的襄、昭、定、哀四公相继在位期么？
所以其二，“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这则明显针对鲁国现状的历史批评，无疑可以看作前一则周史通论的具体例证。(www.xing528.com)
《论语》还记有孔子关于古今道德伦理对照的许多言论，无不归结为今不如昔。假如跳出庸俗进化论的直线思维方式，承认孔子的悲观论调出于他对所见所闻以及所传闻的五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的一种观察结果，也许更符合《论语》提供的孔子论史的实相。
1998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