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考察，《论语》所记孔子关于历史的言论，既集中于文献足征的周史，更关注由宗教与战争所体现的周“道”的变异趋向。他从政治史角度看周之“道”，当然有特定的衡量尺度。那尺度，在他自称“知天命”以前是怎样的，已难于讨论。但他晚年论天下从有道至无道的历史，就他以为信而有征的楷模而言，显然只可是泰伯、文王和周公。特别是周公，《论语》直接提及其人，仅两处。一处似非全盘肯定，即《泰伯》篇所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在两宋程朱一派理学家看来，这话隐含着对周公本人的批评。可惜目前的历史研究，仍然无法使我们能够依据《诗》《书》以外的第一手史料，说明周公的历史真面貌，对此只好存而不论。但同样明见于《论语·述而》，并且分明是孔子晚年的一则著名语录：“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难道不是孔子晚年异常崇敬周公的确证吗？程颐、朱熹不顾文本提供的显著涵义，硬行从年龄断限予以解释，说是孔子盛年“志欲行周公之道”，因而常梦见周公，“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也”。他们的立论，似在发挥孟轲的“心之官则思”的说法。其实，孔子愈到晚年愈重视历史，而将周公当作天下有道的楷模，乃至频繁地梦见周公。在他的时代，占梦术盛行，将梦境当作预测未来的表征，毫不奇怪。既然相信占梦术，则因梦境没有出现自己崇敬的人物，而因此感到恐惧，醒后臆测这可能是自己衰颓的表征，于是指望复梦，却愈担心无梦而愈长久无梦，这不同样也是被心理学家证明的经验事实么？我不佩服孔子的政见，也不佩服孔子的史论。但我以为，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应该是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也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无论我们对于孔子的历史见解作何价值判断，都不能搞先立论、后求证，所谓以论带史，当然更不能以论代史。
1998年(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