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何研究孔子来说，我以为周予同先生在半个世纪前便提出的一个意见，目前依然值得重视。
那意见，见于《经今古文学》《孔子》诸书。周予同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孔子，必须区别假的孔子与真的孔子。为什么呢？因为有“道统”“学统”之类传统观念在作怪，致使拿个人的主观的孔子来代替真正的客观的孔子的现象，在学术思想变迁史上普遍地存在着，如梁启超所说，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变为马融、郑玄，渐渐地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变为程颐、朱熹，渐渐地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地变为顾炎武、戴震。——我们还可以将名单延伸下去，说是渐渐地变为康有为、章炳麟，等等。
假如我们承认，梁启超指出的现象，在历史上的确存在，那就必须承认，周予同先生强调要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无疑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方法。
正因如此，研究孔子，注意哪些是孔子的言行固然重要，注意哪些不是孔子的言行也许更重要。
清朝考据学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所谓“治经如剥笋”。剥去层层附丽的笋壳，才能见到纯净的笋肉。就方法而言，这比喻是正确的。
孔子的形象，在历史上那样变幻不定，就因为“笋壳”太多。他时而现身为先知，时而现身为巫师，或被说成僭望王位的“素王”，或被说成安贫乐道的“先师”。他被一些人看成禁欲主义者，被另一些人看成享乐主义者，在有的时代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在另外时代是限制君权的倡导者。他的身价随时涨落，人格上下浮动，封号屡次改变，作用代有异说。(www.xing528.com)
举初唐为例。在这个所谓“经学统一时代”，出现了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孔颖达、贾公彦等的《五经正义》。自汉以来挂在孔子名下的经典，由于国家权力的直接干预，从文字到解释，似乎都统一了。按照逻辑，孔子的形象，应该固定不变了。至少在统治集团中间应该不变。
事实怎样呢？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高宗初期，不到半个世纪，孔子形象大变至少三次：武德二年（619），唐高祖下令在国子学立周公庙和孔子庙，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以孔子配享周公。就是说，只承认他是教育家的鼻祖，不承认他有坐在王位单独享受致祭太牢的权利。但父亲的这一规定，却被儿子取消。贞观六年（632），唐高祖尚在，唐太宗便下令废除周公庙，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就是说让孔子升座南面，享受救世主鼻祖的待遇，而把第一位教师的荣誉让给他的大弟子。贞观十九年（647），即《五经正义》修撰期间，唐太宗又下诏为孔子增添了一群配享者，都是以解说经典著名的孔门后学。岂知他的儿子唐高宗即位不久，大约在永徽六年（655），便又下令取消父亲的规定，恢复祖父的规定，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改进之处在于保留颜渊、左丘明的“从祀”地位。这一改制显然带有刚谋得皇后地位的武则天的个人印记，因而引起了元老重臣长孙无忌等的反对。他们在显庆二年（657）集体决议，认为以孔子配享周公是降低了孔子地位，而将左丘明等作为“从祀”，也是违反“故事”的贬斥行为。懦弱的唐高宗只好服从，又取消了两年前的决定。
初唐三代皇帝对待孔子的态度，堪称否定之否定的实例。何以有此反复，属于别一问题。但明显证实，他们尽管在命人统一经义，自己却对孔子没有统一认识，于是出现了祖孙三人各拿个人的主观的孔子来强迫太学生们崇奉的趣剧。
类似上面的实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韩非早在战国末便讥笑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虽然他忘记讥笑自己也非真申、商，但这段话确是歪打正着，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真孔子的形象便被各种假孔子的形象淆乱了。积累已二千余年的重重“笋壳”，倘不耐心剥掉，怎能见到孔子的本相呢？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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