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用中文刊行的中国文化史专著，还在本世纪初便已出现，不过首出的是日本人著作的汉译本。以综合考察历史上诸文化现象为主，而给后来的文化史作者以启迪的中国人自己的著作，则第一种要数章炳麟的《訄书》。然而章炳麟的本意并不在于写文化史，读者也并不认为他写的是文化史。据目前所知，中国人写的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但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引起人们注意并常被说成中国文化史学科开山者的是梁启超。他在1921年秋应聘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印有讲义《中国文化史稿》，这也许是国内高等学校关于这门学科的首出课程和首出教材。然其内容却令人失望，只能被看作是历史编纂学史的引言。可能作者也感到名实不称，所以在次年正式出版时，便更名《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后梁启超又立志写一部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但也只发表了“社会组织篇”，就不见下文，而这一篇又不过是旧式的中国通史的背景篇。因此，倘说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开拓性著作，似也难以令人首肯。梁启超在1923年还发起创办文化学院，假如不是宗旨可疑，那末尽管计划流产，倒也不失为一种开拓性事业。问题就在此人写一本书办一件事，必定含有某种政治目的；而在其晚年，又绝非属于什么“前进的变化”。企图通过创办文化学院，为他的“战线”培养一支“劲旅”“奋斗中坚队”，便是显例。
李大钊首先依据唯物史观，指出应把有关文化的诸种特殊现象看作一个整体，予以综合研究，建立理论性的文化学和记述性的文化史。虽然他不久便赍志殉节，没有来得及留下关于中国文化学或者中国文化史的专著，然而时隔六十年，他的基本主张仍然给我们以启示。
那以后，由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短暂而兴旺的岁月，接踵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好几种书至今尚可一阅。例如，顾康伯的《中国文化史》（1924），明白声明要跳出日本同类著作的窠臼，而自立体系。常乃惪的《中国文化小史》（1928），以其通俗性和可读性，而为中国人自编的文化史著作赢得了颇多的读者。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把历史分成经济、政治和智慧三大块分别叙述，并且以为历史事实的因果联系需要用经济的解释才能明白。它虽对文化史范畴的理解过于宽泛，却成了后来中国通史著作的一种雏型。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1931），不过薄薄一本小册子，却是企图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文化史的一次尝试。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尽管以前曾在《学衡》杂志上刊载过，而且“国粹”的气味熏人，然而与某些人贩卖的假古董有颇大区别，即作者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肃，并以学术文化的陈述见长，因而流传颇广。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上册1935，下册1937），篇幅超过柳著，是那个时代同类著作中卷帙较大的一种，章节安排也别致，但也属于以文化为主的通史，与当时的多数著作同病。此外，陈安仁的《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专门讨论宋元明清时代文化史，虽然所谓“近世”的概念有疑义，而且与作者后出的《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1938）一样，范围失之于过泛，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文化史详上古而略中世的缺陷。(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余年间，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如同其他学科的情形一样，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虽然有文化史的论著出版，但数量已大为减少，质量也鲜有提高。值得一提的是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1948）和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1948）。钱著把所谓文化精神的不同说成根源于自然环境的分别。这个见解的本身是可以讨论的。但作者夸大了自然环境的决定作用，从而利用自然环境长期不变的特性来讨论中世纪“文化精神”的不变性，实际上是用新词汇来宣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陈著则用生产工具的变迁来说明文化的进程，如作者自称，是用生产力去分析文化的进程。此见解无疑有偏颇，然这一尝试却使陈著在旧中国的诸种文化史论著中间别具一格。
这里没有涉及旧中国思想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论战。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关于文学革命，关于东西文化比较，关于抗战文化，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等等，论战迭起，乃至白炽化。不待说，每次论战都必然要联系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但所有论战都主要不是讨论文化史，因而只能另当别论。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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