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性问题：中西方时间观对比及启示

历史既然是过去的客观存在，历史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影响会延续至今，历史规律的问题就值得历史学家们思考。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如果有，人们通过学习历史能否找到规律；历史学科是否是科学，如果是，历史学学科的科学性如何确定，不同历史学家对此各有认识。通常的共识是，人类历史上或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是其研究的客观对象，客观真实的事物不论它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其产生、发展或消亡必有其规律性可循，研究历史就是为了追寻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总结出相应的历史发展规律，给前代以总结，给后世以警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古鉴今”，孔子“知者无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和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名句都说明中国的先贤们很注重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与规律。需要指明的是，规律不是束缚人类社会发展的框架，更不是以一种单一模式限定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相反，正是由于人类认识到总结规律的重要性，在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尤其是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里的“天行有常”正是指大自然的运行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意思。后世王朝取代前代王朝，统治者总会进行历史的总结，修撰史书就是一种总结方式，史官们在编纂史书时也力图找出前代王朝兴衰的规律，以警戒后人。

谈及历史规律性，不妨对中西方历史观中的时间观进行一番对比。中国史观强调“回向三代”，有一种崇古尊古的情结，孔夫子曾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古书中也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谆谆告诫，中国古人推崇上古之情，由此可见。他们总认为前代要比现世好，一旦遇到问题，他们不是面向未来而总是向前代寻求解决的智慧。及至近代，思想家康有为在进行戊戌变法时，仍写出《孔子改制考》，把孔夫子塑造为一位勇于革新的改革家，假借孔夫子之名托古改制，康有为所描绘的从“据乱世”经“升平世” 到最终的“太平世”的社会演进计划和西汉时的《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所描绘的场景何其相似乃尔！

在古希腊时代，史学家持循环史观，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古罗马史学家李维和塔西佗，不论他们书写的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都会历经兴起、发展、强盛和衰落几个阶段，这样的历史结局是诸神的意志也是人类自身发展改变不了的命运，如果国王贤明、人民勤劳，国家兴盛的时间就会相对较长。反之，如果国王暴虐，民众做出违背诸神意愿的事情，国家即使一时强盛，其势必不能长久，会很快被新兴力量所取代。到了中世纪，循环史观被单线性史观所取代，人类社会在基督教弥赛亚意识里是一种从堕落到被上帝所派的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历史。

谈及历史“规律性”，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在福山的观念里，历史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一样，是一种大写的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在其中得以体现并得到最好的诠释。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级和最终的阶段，人类实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类最终迎来了大同世界和普遍幸福。与此观点相对立，福山则认为人类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设想前进，诸如自由和民主等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和在该理念指导下自由世界国家得以建立是历史终结的标志。纵然现实世界还存在着诸如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或伊朗等政教合一政权国家等，福山认为，这些非西方民主制度国家的存在不能证明历史终结论观点的失败，各个国家今后的发展道路将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调整，自由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世界各国在体制上和发展理念上都将遵循西方模式，这才是历史终结后世界各国存在的“真实性” 状态。理念是第一位的，至于世界各国各自复杂的国内状况，是否适应西方价值观的改造等诸多因素则不在福山这些自由价值观人士的考虑中。以赛亚·柏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曾经这样批判上述历史哲学逻辑的缺陷：“黑格尔认为历史不是幸福的乐园，不是卢梭笔下的汩汩溪流，历史是屠宰案板，各民族的幸福、各国的智慧和个人的美德放在上面，成为牺牲品。”福山按照黑格尔主义的传统，认为“真实性”含义关键在于“理念的正确”，理念正确即可视为由理念而造就的现实社会和国家形态也是正确的。他首先假设一个理想的发展模式，忽略客观现实而纯粹进行概念式的国家建设，他这样定义“真实性”，在哲学和道德上是不准确的。暂时的先进并不意味着永恒的正确，多元化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真实状况。我们应当承认，世界上每个人所具有的独特性，每个民族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和不同国家进行自身建设时面临的特殊环境，不能因为一个国家在发展上暂时落后而否定其存在的“真实性”，更不能以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规定不同国家的发展的道路。山有千重，路有万条，只有符合自身发展和建设的道路，才适合本民族和国家的切实需要。常言道，实践出真知。历史的发展是进步还是倒退，只有通过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才能得出结论。(www.xing528.com)

学习和研究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史实这么简单，更重要的在于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形成一种“观念”，进而构建历史学在人文科学界的“话语权”。历史学不仅要做到对过去所发生事件的“朴素的叙述”，更要进行有“意义的解释”。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摆脱不了“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的。从来就没有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正如历史学之所以为历史学，并不完全取决于史实而是取决于历史学家们的前提假设，而前提假设不是从史实中得来的，而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史实的一种合理性猜想。不论历史是否真的能作为一面镜子而反映过去并照亮未来，学习和研究历史都是为了保留一种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共同记忆，历史本身不会自动重现于世人眼前，但历史研究可以为后世的人们打开进入历史真相的大门，通过多重视域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研讨，总结经验教训，在人类后世的实践中避免前人所犯过的错误，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

好的历史著作是历经人类发展实践检验和时间淘洗而流传下来的，古罗马史家塔西佗的《历史》一书之所以被称为“鞭笞暴君的鞭子”，关键在于塔西佗虽在当时罗马帝国暴君尼禄统治下生活得如履薄冰，但他很好地坚守了历史学者的良知并在书写历史著作时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不畏时局的艰险和暴君的威胁，记录下罗马帝国上层社会的政治统治、社会政策的弊端和人民在艰难时局下生存的不易。这彰显了塔西佗对于罗马共和国民主制的坚守和他对于罗马帝制及暴君政治的大力鞭挞。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会存在学科体系和知识架构的固化问题。自从19世纪兰克学派确立了历史学写作的政治外交史方向和客观主义原则，数十年来历史学家一直恪守这一传统而未加以改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传统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和书写方式过于保守，历史是鲜活的、丰富多彩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所说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像少数历史学家所书写的那样充满了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当然，那的确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历史更多的应该是人们相亲相爱、生儿育女、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正是在人们呼求新历史的大背景下，历史学内部也产生了新的学派——法国年鉴学派，年鉴学派注重经济社会史而非传统政治军事史的书写，关注下层民众而非上层社会集团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写作不局限于书写一时一地所发生的局部事件，而在于探讨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该事件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法国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著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不同于传统地中海史把视野局限于个别国家、题材限制在王朝战争的狭隘视野，布罗代尔把地中海历史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长时段——地理时段（数千年的气候变迁和地形地貌的改变）、中时段——社会时段（数百年间环绕地中海之诸文明的兴衰更替和地区大国间的征伐交往）和短时段——事件时段（一次战役或经贸活动对地区产生的局部影响）。布罗代尔通过对地中海地形和气候的分析，指出地理环境对于沿地中海诸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进而阐释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诸城邦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经济运行模式的更替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该书视野宏观，博古观今、资料翔实、写作严谨，实为经济社会史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