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立德树人的影响力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历史的记录。在人类形成的早期，他们可能是通过诗歌传唱等口头方式记录历史，后期随着文明的发展就产生了文字，文字传承成为记忆历史的主要方式。不同时代所书写的历史的展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在人类的远古时代，记忆可能被我们的先人当作历史而代代流传。记忆所包含的范围是多方面的，我们的先民所总结出的农业生产经验就是一种记忆；一个村落的长者所回忆他一生的经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记忆。但需要辨析的是：人们的记忆能不能算是历史？

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要素之一，理性使人有了探秘自然世界和人类本身的生理和意识层面上的需求。在人类理性水平还不能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运行的时候，神话和传说是人类解释一切未知事物的最好途径。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历史学从文学中产生并分化，早期的历史学作品虽然还带有较浓厚的文学作品的痕迹，但历史学以记叙历史事件为主要职能。随着对事件的记载，形成了一张由人物、地点、时间所构成的叙述之网络，历史书籍的书写者们在用眼睛观察他们所处的世界的同时，用笔把它记录下来并在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的爱憎情感。

需要注意的是，记忆不等于历史，但记忆经过其他史料或历史遗物的确证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记忆是一个人作为个体或一群人作为集体对其所经历的事件进行回顾的一种精神活动，记忆的目的在于个体或集体能通过回忆以往的经验，使其生活能克服所面临的困境而得以延续。记忆本身是人作为行为主体而进行的主观性质的脑力活动，但记忆所反映的内容却实实在在有客观性的一面。例如，一个人回忆他从前阅读了一本书，他可能会忘记他在哪里阅读了这本书，他可能会忘记他在何时阅读了这本书，他也可能会记错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但他会记得他曾经读过这本书，阅读过这本书就是一种曾发生的客观存在的状态。记忆可能会掺杂着记忆行为施动者的主观思维，记忆中所存在的事实也很有可能会被记忆行为施动者加工或改造，但因此否定人类记忆对于历史研究重要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远古蛮荒时代人类并没有对当时的历史进行记录的史官，那时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人类的记忆口口相传而得以流传至今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诗歌。诗歌是人类童年时代的历史记忆的展现。中国先秦时代的诗歌选集《诗经》中的《采薇》一诗中“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戎车既驾，四犊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诗句反映了两千多年前西北游牧民族猃狁入侵周王朝对周朝国民产生的心理上的畏惧，揭示了猃狁入侵所造成的周朝王畿地区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同样，在上古埃及的诗歌《法老颂》中“他君临我们，统一了两块土地；他将纸草与蜜蜂结合在了一起”（纸草与蜜蜂分别是上下埃及的标志）、“他君临我们，将黑土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红土地也被他划归自己”的诗句，反映出六千年前，上古埃及法老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全境的历史。由此可见，记忆本身不能被看作是历史。但是，人类记忆中的确包含历史史实的客观存在，后世历史学家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通过其努力提取出记忆中的合理成分，再用历史遗迹或残存物品对其进行实物证明，把人类头脑中的记忆转化为历史事实。(www.xing528.com)

当然，在对记忆进行整理和加工并最终形成文字材料的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记忆的客观性，尽量避免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在记忆整理过程中被带入其中，成了一个客观存在的难题。虽然在思辨历史哲学指导下的客观主义历史学派诸位史学家标榜他们的历史著作是严格依据现有档案和材料而写成的，他们的历史写作只是还原历史事件发生的实际场景而非进行历史史实的创作。但不得不指明的是，对于在客观主义指导下写成的历史学著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我们还是要辩证地进行分析。分析历史哲学是继思辨历史哲学后产生的新的历史哲学派别，它们对于历史学在多大程度上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其中的代表人物英国现代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创作过程，由于历史学家本身所处的时代环境、自身知识储备以及生活阅历等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只能写出自认为相对客观的历史著作，但在后世研究者看来，主观性意识被带入历史著作的写作过程中无法避免，历史事件可以被多维度记述。人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学家在对客观史料进行提炼中不可避免地会依据自身的喜好厌恶进行加工，所以真实性和客观性只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到了后现代主义史学，有些学者的观点更加大胆，他们甚至已经抛弃了原先思辨历史哲学承认的历史学研究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影响下的尽可能恢复客观事实的实践行为。相反，一部分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著作的写作已经成为纯粹文字上的主观创作，客观性因素的影响几近为零，这样一种主观创作只要逻辑上通顺，不违背人类常识即可视为合理。对于上述的历史不可知论的极端观点我们当然是不赞成的，但该观点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流行并被一部分历史学家接受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现在应当把历史学的发展放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乃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大融合交流中来进行通盘考虑，考古学、古文字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介入先后产生了诸如经济社会史、环境史和医疗史等新兴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时也使得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真实性得以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历史研究的成果也能更好地得到多学科多层次的验证，历史研究的客观真实性程度超乎前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得以被历史研究者所揭示。有了正确规律的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才有了可以依靠的理论。可以说，新时代史学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的确值得让每一位历史学者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