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从事实到观念的真实

自从历史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科学属性就是历史学科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数千年文明演进历程中向来文史不分家，诸如最早的编年史史书《左传》和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史记》既是史书，同时也是文采飞扬的文学名篇。中国历史上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也有巫史分立的区别，历史写作因时因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从写作体例上分析，不外乎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几种形式，内容大多局限于政治史和军事史，经济史虽有所涉猎但更多与国家层面相联系，较少涉及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史学的发展和政治环境联系较为紧密，所以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历史学科，学科意义上的独立性更是无从谈起。历史学在西方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中国的情况大体相仿，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是西方历史的开篇之作，但从体例和内容上看该书更像是游记与异方奇闻异事的故事合集，很难说是一部严谨的在相关史学理论指导下写就的史学著作。随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体例完整、叙事清晰、观点明晰，是一部政治军事史的佳作，但也存在叙事过于简略和题材局限于政治军事史的问题。进入中世纪后，历史著作的编著变成了对教会史的书写，历史写作遵循《圣经》所描绘的从创世纪到末日审判的单线性历史发展的模式，中世纪史学家还把这种史书编撰模式推广到对于全人类历史的书写上，基督教普世史被认为是人类唯一的历史，历史学的发展在西方同样陷入停滞阶段。

打破上述中西方史学发展禁锢的关键在于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历史学的发展有赖于其他人文科学的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进步也可以对历史学科属性的确定有所裨益，从而使得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这一难题得以逐步解决。随着人类文明不断演进，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生活经验也越发丰富。文艺复兴后，西方世界的自然科学得到长足进步，先后产生了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各门学科的学科属性得以确定，上述变化对人文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学科属性认识和知识结构上的“哥白尼革命”。19世纪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大行其道，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一切历史研究均要以现存的书籍、文档、书信和历史遗迹为最基本的依托，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历史学就是考据学，历史学的作用就在于依据现有材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极力宣称历史是一门科学，历史研究必须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事实中得出研究者的结论。他们还认为：像感觉一样，事实从外部世界影响着观察者，事实是独立于观察者意识之外的。接受的过程是被动的，接受事实之后，才可能以事实为依据行事。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明显受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史学进而从哲学中脱离，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确立一系列历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准则并在历史写作中被严格遵守。

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历史时常常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有学者认为，只要怀着一种客观的超脱于任何世俗杂念的心态和具备严谨的研究态度，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胡适语），对史料的利用做到“竭泽而渔”（陈垣语），历史的客观性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我们十分钦佩前辈史学家们为追求历史客观性而付出的卓绝努力，但正如英国哲学家鲍桑葵在其著作《个体性原则和价值》中所述：“历史学是经验的一种杂交，是不可能有任何可见程度上的‘存在或真实性’的。”这并不是否认历史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对历史学家宣称通过其努力可以还原历史真相的观点的批判。(www.xing528.com)

对于分析历史哲学主张的历史研究应当从“事实的真实”转变为“观念的真实”的观点，笔者认为应当持批判性继承的态度。原先，历史学家们的历史观主要是“事实的真实”的传统实证主义学派观点。后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分析历史哲学“历史学家的观念主导着历史认识的形成，决定着历史真实观念的内涵”的主张是赞同的。英国历史学家威廉·沃尔什在他的著作《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历史学家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探索过去，这对他们解说历史的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历史认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学家的主观建构。历史史实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由于现实世界中时间的不可逆性而具有不可更改性。但是，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却是存在着主观性的。史料无论如何汗牛充栋式的数量巨大，都不能等同于历史知识或历史认识，只有靠历史学家们的解读，历史才是鲜活的，历史才是有生命力的。历史知识的普及依赖于历史著作的出现，但由于书写历史著作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不同，同一历史史实的还原与再现自然就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偏差。主观性差异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正是由于历史是存在于现实中的过去，历史学“经世致用”和“以史为鉴”思想使历史学有为现实服务的作用。既然历史学要为现实世界服务，服务的需求和内容就有不同，不同的历史学家出于不同的现实考虑必然会对其感兴趣的历史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引用。观念的多元化造成了历史认识的多元化，历史认识的多元化进而导致历史叙述的多元化。例如，对于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普法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对于同一事件的认识和叙述是不一致的。德国的历史学家站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角度上认为普法战争是一场以普鲁士为主体的德意志国家民族独立与解放之战。法国历史学家则会认为普法战争是以普鲁士为主体的德意志国家扩张领土范围和侵略法国进而损害法国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主权的非正义战争。英国历史学家则出于英国政治独立于欧洲大陆的现状而在观念中较少带有民族国家意识来看待普法战争，他们会把这场战争描绘为欧洲大陆两大强国为了争夺大陆霸权而进行斗争的必然事件。立场不同必然会造成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写成的历史著作是一个文本性的东西，看似客观，但其中必然夹带着当事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如何避免主观性因素干扰历史研究和历史文本写作，分析历史哲学的做法值得进行专门的探讨。

20世纪的分析历史哲学所构建的学科体系有其值得借鉴和学习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分析历史哲学突出了人在历史研究中的关键性作用，历史著作是关注人的，也是由人所书写的，抛弃人的因素追求所谓的绝对中立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是无法实现的，追求绝对客观只是一种良好的意愿，在现实中却无法实现。我们应当承认客观主义史学存在的不足和偏颇之处，20世纪的史学方法论中忽视历史写作者主观因素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历史学家们所书写出来的历史有自身的感情色彩和价值评判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客观性不会自我呈现于世人面前，关键在于历史学家通过自身的研究揭示其本来的面目，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有一千个观众就会在其各自的脑海中形成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史学家的写作只是为世人了解历史提供一种途径和方式，并不是要强迫他人用同样的观点和视角取得对历史的统一认识。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史实上的确凿无误固然重要，但通过阅读这样一本著作，它给人以思维上的明晰和观念上的改变才是更为重要的。同理，一个人的认知水平也是受到社会和所处时代的客观条件制约的，原则上讲，只有当其知识储备和认知能力达到相应的水平，对历史真实性问题的认识才能更具客观性。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客观的过程，这是因为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早已确定于从前某个历史时期和历史地点，作为后代的研究者对此是不能加以改变的。历史学家能不能通过史实探究和书本写作还原历史场景是个能力问题，无论史学家们如何“建构”与“解构”历史，他们都不能摆脱更不能忽略时间和空间所限定的具有客观性的史实。因此，史实的客观性如何认识并被确认为真实，人类记忆在其中又有何作用就值得我们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