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学习型区域这一创新平台,目的在促进校企之间的互动学习和优势互补,重在企业吸收和运用高校知识与智力资源转化创新。高校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关键力量,每年都能获得一定比例的科研项目与经费。但是科研成果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还有一定距离,科研成果的转化亟待发展提高。当前,我国科研成果能够转化应用的在30%以下,只有大约被转化成果30%的科研成果转化后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而能够取得较大效益的科研成果低于15%。我国高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率只有6%~8%,与发达国家的40%~50%相比有较大差距。[22]
第一,人才不足。世界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学习型区域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职业人才、研发人才和创新人才。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不是一个人力资源强国。我国劳动力总体科学素质偏低,人才结构不尽合理,科技人员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强。
“到2003年底,我国高层次技术专门人才总数为3268.7万人,其中党政人才771.9万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254.2万人,技术人才4500万人,农村职业技术人才120万人,五支人才队伍合计8914.8万人(见图4-3)。”[23]“国家29个专业技术系列里,高素质专门人才依旧非常紧缺,共157.3万人具有高级职称,只占专业技术人才总数比例的5.5%。全国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仅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17.5%。”[24]
图4-3 截至2003年底我国人才队伍在各行业中的分配情况
“虽然我国有万名以上的博士生每年从高校毕业,但300多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里截至2006年仍有84家没有博士。硕士以上学历人才只占国家中央级别企业专业职业技术人才总量的2.1%,高级技师占工人总数的比重只有0.16%。而在日本,企业科研人员占日本科技人员总数的70%。在丰田公司中,科研人员占员工总数的18%。”[25]
研发人才不足,必然使企业呈现高技术依赖、低水平制造的经营状况——靠廉价劳动力,高能耗,高污染而取得微薄利润;而外国企业可以利用自身拥有关键技术的绝对优势,位居上层市场,在我国坐收暴利。我国许多企业或没有创新能力,或缺乏创新勇气,甚至没有创新意愿,仅满足于为外国企业做代理。“截至2001年,我国仅有25%的大中型企业设置了研发机构,而其中仅有30%开展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企业没有利用好高校的知识资源,高校也没有参与到技术创新中去,校企在创新上缺乏战略性沟通与合作。”[26]
我国研究与开发人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每万劳动力中人数的比例不仅远远小于发达国家,而且还小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等高级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学习型区域建设与发展。
某高校人事处吴欣(化名)老师就这个问题作了以下阐述:[27]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高层次人才都是最稀缺的资源,虽然我国人才总体规模已超过6000万,但高层次人才仍然十分短缺,且老化现象严重,后继乏人问题突出。我们的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主力军,同样存在一流人才短缺问题。优秀拔尖人才匮乏,特别是在国际同行中有一定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少。就我们学校来说,8个省属院校的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只有两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省级重点学科虽然都已设置了特聘教授岗位,所提供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也很高,却一直空岗。
目前,我国人才在数量、质量和结构方面尚不能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转型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在传统产业诸如加工、制造、能源、建筑、环保等,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以及高科技产业如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紧缺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和工艺优化的障碍。
第二,中国科技创新系统存在着明显的“系统失效”。这种“系统失效”,宏观看是科技、教育与经济各功能系统之间的脱节,微观看主要是企业与高校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组织联系、人员合作和知识信息流动不足,学校基础研究与产业界的应用研发不匹配以及高校不能供应企业迫切需要的创新、创业人才,金融机构回避创新创业风险,技术转移中介机构在促进知识流动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企业在吸收创新信息方面不及时,等等。(www.xing528.com)
进一步来看,当前我国科技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各方研发力量重复分散、各成体系,整体运转效率较低;宏观科研管理各自为政,科研资源配置方式、评价制度等无法满足科研发展新需要,不能适应转变政府职能的新要求;激励优秀人才、鼓励创新创业的机制还不完善。以上问题严重既制约了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也限制了区域的创新发展及其区域增长极的形成。
伴随我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强化,一些地区的创新发展已呈现出由市场和企业主导的特征。如深圳90%的研发投入由企业支出、90%的创新人才在企业、企业拥有90%的专利成果,形成了以市场拉动和企业主导的自主创新模式。以学习型区域为基准的区域创新,需要高校能够和企业结成网络,深度合作,互动学习,激发创新效能,然而我国的高校与企业缺乏沟通,企业也尚未确立创新主体的地位。
高校中院系林立、自成体系,不同院系、学科以及专业之间,合作与交流较为欠缺,没有发挥出高校多学科的优势,交叉学科、跨学科以及多学科渗透的研究难以开展。由于高校各部门之间缺乏交流,所以造成一些科研课题重复立项,仪器设备重复购进,不同院系的图书资料互不开放,科技资源不能被很好地利用,形成了很大的浪费。高校每年申报的国内外课题项目很多,科研管理部门在不同院系之间若不能很好地起协调作用,则相似或相关的课题研究难以重新组合队伍,由于力量分散,使中标率下降。由于相似相关项目重复较多,经费投入分散,因此各个重复项目的研究成果不能实现最大功效。现代科学发展的渗透、融合的趋势愈来愈明显,高新技术的攻关更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孤立的学科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已经脱节。高等学校与企业以及高等学校之间也缺乏合作,不能取长补短,既不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也不利于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
从R&D投入经费和人员所占比例角度,发达国家的创新系统中的企业可以占到50%~70%,高校和科研院所各自则约占10%~20%,这样的研发资源配置方式较为合理。我国企业仅占30%~40%,比例偏低;科研机构占30%以上,比例偏高。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严重滞后,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创新系统的完善。研发落后从研发人员角度分析的原因是:一是部分科技人员缺乏创新精神,不能真正做到突破前人,有所前进;二是高校和科研院所汇集了绝大多数高层次研发人员,而企业的工程技术员工,尤其是高技能职业工程师十分稀缺。“我国研发人员67%集中在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仅占17.3%,只有不到16%在私有企业和非企业私有单位工作。”[28]这种人才结构性的缺陷是妨碍高校与企业人才互动交流、学习,妨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技术创新主体必须参与整个技术创新过程,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居于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在实践中对企业投入绝对多数的研发经费,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在我国,企业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方面,从技术开发能力看,我国科研力量中2/3以上的研发力量在企业之外,企业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截至2005年,国家大中型企业中仅有53%的企业建立了研究与开发机构,而我国所有科研人员中仅有30%~40%在企业中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美国的大中型企业则全部部署了R&D机构,全国科研人员超过60%在企业中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29]
武汉某科技园区管委会行政人员刘峰(化名)对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30]
目前在我国,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其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很多企业仅仅依赖于引进先进技术,对自主研发能力的开发重视不够。自主研发投入少、研发队伍薄弱是当前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实,高校与企业合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企业在成果转化各阶段的人才配置、工艺技术开发以及对高校科技成果进行再创新等相衔接的。因此,要想使高校与企业合作真正取得良好效益,完全依靠高校单方面的研发创新能力是不行的。
企业在技术开发上的另一层风险来自知识的准备不足,创新的基础除了依赖企业自身的知识准备之外,还依赖来自高校的知识创新及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及基础性技术的有效供给。政府规划支持的行业性研发平台数量少、水平低,与原始知识成果和市场需求的两端都结合不密切,根本不能达到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企业无法从中获得研发所需要的合适的人才和科研成果来源,承担了太多的研发风险。因此,高校科研与企业直接互动合作的技术创新系统亟待建立。
如果企业追求比较持久的技术能力以期实现整体技术优势的提高,那么企业期待共享的基于知识创新的新发现和新理论,一般来自大学的创新活动,企业在通常的技术市场和普通的委托技术开发中往往无法获得类似的技术创新成果。
企业的研发主体定位和研发机制决定了与高校合作共建技术创新系统、共享知识成果并进行转化的能力。就主体定位而言,一般存在于大企业,中小企业主观上不是非常愿意追求重大理论和前沿技术。在机制建设上,非常重要的是企业自有的基础研究水平。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不是从事基础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完全不需要和不参与基础研究,从一些大跨国公司建立实验室以及和大学的合作理论研究项目来看,基础研究对这些大企业发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定程度基础研究的积累将帮助企业更好地吸收外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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