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与急功近利困扰政策创新文化，限制学习型区域发展

学习型区域建设重在创新文化的建构，需要政府和高校一同建构先进的科技观、价值观，以为区域性集体学习提供思想基础和文化导向。当今时代追求功利、肤浅浮躁的科技观仍十分严重，以求真务实为主导的价值观还没有最终形成。官本位的社会文化及其官本位功能化，使不少人忽略了科研的实质意义，轻视了科研对经济发展的中坚作用，将科研看成了升官发财的阶梯和工具。传统教育体制和方法也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育：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趋同一致，轻标新立异。

长期实行的行政科研管理体制及其机械的、硬性的、指令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科研人员的创造积极性，阻碍了高校科技自主创新的发展，妨碍了高校知识创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发挥，进而制约国家发展并拉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见的差距。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使其培养时代需要的创造性人才，增强区域创新力，进而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服务，而不是沦为政治的工具。

当前，一些人忽视教育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凸显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在这种片面观念的导向下，高等学校产生了许多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或盯着市场，忙于办班、创收，学术和科研被放在次要位置；或忙于经商、下海、赚钱，教学科研成了“副业”。在功利主义影响下，当今的大学生不乏知识，但缺涵养；不乏文化，但缺文明。大学教师缺少学者气质，即缺少追求真善美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鄙视、贬抑金钱、权力、地位等物质享受而专注内在精神世界丰富的文人品质。其结果是多了时髦和浮躁，少了深沉和宁静；多了顺从和趋炎，少了独立和批判。

应该认识到，教育是传承文化，不仅要继承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精神文化成果，而且更要发展和创造新的文化文明。现代文化不仅仅是经济文化，不是浅层的物质的或物欲的追求，而是一种符合人类发展和完善的高尚意识、心理和行为方式。笔者以为，高校应为经济服务，但不能把自己局限在经济层面去构建人类的新文化；高校要发挥其独特的经济功能，但不能过于夸大高校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不能以经济需求规范教育行为。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和，但并不等于使教育经济化。

从为政治服务到为经济服务，高等教育由上层建筑变为生产力，在特定时期对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不论政治主导还是经济主导，终归仍是政府主导，高校总摆脱不了工具的性质，自身的主体性迷失，从长远看，不利于高校发展，也不利于社会进步。

当前，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国已迈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强势发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建立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质量评价标准已成当务之急。学习型区域建设，要求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对各类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一段时间以来，精英教育和单一模式的发展观主导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高等教育数量指标上的增长，也就是教育系统中各子系统及其生产要素的规模在原有基础上的扩大及其总规模增长，包括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速度的加快，也就是一种数量型的扩张”^[19]。在这种观念中，发展就是增长，也就是把发展主要看做是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张和速度的加快。但是这种重数量的发展观，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结构性失业和教师工资降低等。

某高校科技处的李华（化名）老师对当前政府办学的不良文化倾向表示了担忧：^[20]

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人们常说“百年树人”，办学要有长远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钱，明年见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导致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像填鸭子那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样做效果肯定不好。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好处是，大家都有干劲，想把大学办好；不好的，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钱已经给了，怎么还没得诺贝尔奖？北大、清华咋还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逼急了，学校就得造假。(www.xing528.com)

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是一种整体的、全面的发展。如果仅以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和速度加快作为衡量指标，而置高等教育的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于不顾的话，那么很难实现高等教育的全面、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更谈不上高等教育的创新。为迎接中国的知识经济时代和满足学习型区域创新的需要，必须以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取代传统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学习型区域发展必须结合本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及其价值观是创新力的基础。中国历史文明源远流长，拥有举世瞩目的深厚的文化思想，对人类的创新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近现代以来，由于落后的小农自然经济垄断没有打破以及不断战乱的原因，我国的创新文化渐渐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新体系、创新物质环境、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诸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拉开差距。我国丰富的传统历史文化中可以汲取很多有利于创新的文化财富，尚有待于充分的挖掘，有待完善适宜创新的机制，人们创新的潜质和积极性还需要激励，创新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创新体制、创新政策、物质条件、人文环境、服务支持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缺失，因而缺乏孕育创新行为、创新精神以及创新成果的土壤。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需要政府和高校协作，发掘并利用地区的特色文化和本土优势，为创新提供源动力。

由于政府常常把政策服务功能强化为领导功能，导致科技创新中的“长官意识”浓烈，特别是在创新平台建设中，科技创新资源被大量浪费，科技创新效率低下。由于政府掌控着高校的命脉，因而高校的一些研究必须听命于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创新更有政治任务的味道，科技创新缺乏了内在活力，也助长了高校对政府的等、靠、要风气，缺失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活力和创新的积极性。

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任何一种高等教育体制都与其时代特点相联系。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下的高校科研体系从研究选题立项开始就伴随着政府的指令和各个环节的介入，科学研究的自然生长过程不断受到行政因素的干扰，使科研创新运行机制上发生了严重的与市场相脱节的现象，知识成果转化率不高，原始创新中许多成果具有转化的潜在价值，却由于上述原因没有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样反过来必然对原始科研创新产生抑制的作用，从而大大降低原始知识成果的产出效率。

某高校科技处的高凌（化名）老师对此深有感触：^[21]

在政府主导和严格的计划体制下，许多科研单位和个人为了科研立项，千方百计找关系、跑项目、要立项，在这种体制下，正常的学术争鸣、学术批评难以开展，这种学术界的不实之风严重影响了科研活动本身应用的理性、严谨、求真务实的风气。在这种政府主导的科研体制下，许多科研人员局限在项目中做研究，创新精神就很难得到施展，而科学本身就是崇尚自由探索的。此外，科研人员的科研项目一般都要求在短期之内完成，这导致了许多科研人员在搞研究的过程中急于求成。很难想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研成果能在这种严苛的计划体制下产生。

基础研究需要长时间、较深厚的积累，出成果需要大量投入和较长的产出周期，而我国政府的科研管理对基础研究的特点缺乏深刻的认识，在管理措施和政策导向上有些急于求成，评价指标设置上也较为浮躁，对科研团队的管理和评价考核机制过于简单机械。几乎所有类型的评价机制和晋升机制设置科研经费申请机制，通常只考虑量化因素，轻视质量要求。这使得一些科技工作者存在着急功近利、心态浮躁的思想，忽视积累过程，过于强调“产出”，这样只能出现阶段性成果，很难国际领先。所谓欲速则不达。科学研究和自然万物一样有其生长、发展和结果的自身规律，学术创新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一个积累渐进的过程，任何外在的规划和强派的指标无法换来高水平的知识成果。管理层的急于求成导致科研人员的急功近利。一流高校中大师云集、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显赫现象主要源自于自然的学术文化。这种文化策动的创新作用，急功近利的政策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