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与学习型区域发展研究：创新成果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最早认识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他认为人的才能是个人及社会财产的一部分，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这样费去的资本，即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教育在过去的十年已经发展到了经济理论的中心。高校对于创新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高校是新知识和技术的源泉，不断产生基础知识、应用知识和技术。高校研究和传播基础知识的行为本身就是营造创新的社会氛围。高校研发则提高了基础知识的存量，这些都为企业的应用转化拓展了范围，产生更多地新技术。而应用知识和技术则可以直接创新，转化为生产力。

其二，高校教学和培训的职能可以提高知识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从高校走出的毕业生和科学家，对于劳动力市场与创新集聚和发展具有根本的推动力。特别在创新人才培养和建立劳动力市场结构方面，高校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输出人才；另一方面，吸引集聚高素质人才发展，通过人才流动带动知识、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和结构创新。

其三，高校直接衍生企业，通过创业将高技术成果转化。高校直接办企业，加快了知识转化速度，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

其四，高校运用自身的社会服务职能，为政府、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帮助它们解决实际应用知识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高创新效率。高校引领其他主体建立合作网络，可以迅速将知识和信息转化为新产品，扩大创新产出。高校向其他主体的知识交流和人才流动及供应，是创新的最重要因素。

依据创新扩散的线性模型，高校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生产的任务，然后将知识成果转化到商业领域，企业将知识应用到产品和服务。这个线性模型现在已经不再符合经济的实际情况，“除了高校，其他主体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校的地位被削弱，相反它们仍然是科学知识最重要的源泉，在学习型区域创新战略当中居于核心。高校的资助体制正在变革，除了依然争取更大的政府财政，正努力吸收资助的新来源，诸如合同科研。学习型区域需要高校与企业以及其他（区域）主体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并共同在学科边界内展开工作。高校的这种变革也给其内部结构、文化以及教职员工的激励机制带来了深刻变化。

参与科研和政策创新的人日益认识到创新不只是由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决定，高校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新活动成功采用新产品和新服务，不单进行基础研究和开发，还更多地与消费者需求、产品改进以及本土创新环境内的协作伙伴关系相联系。与创新相关的知识生产逐渐延伸到了社会其他领域。许多企业进入了开放和弹性的网络，学习型区域中高校还起到推动知识生产网络建立和拓展的节点作用。这种变革使高校相对孤立的精英系统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系统，其中学习过程与系统不同部分所产生的多样化知识之间的差异日益模糊。知识与学习对于参与创新的不同主体，日益成为某种相同的事物。高校进入了这种更开放的系统，其他主体对于直接应用的技术专门技能有着更高的需求。高校从事更多诸如技术转移中心等中介组织促成的短期合同式研究。随着知识经济对短期和易于应用的增值知识的需求，高校满足这种需求的作用与日俱增。学习型区域使高校打开了它们的象牙塔，成为知识经济中创新网络各主体的合作伙伴。在创新学习网络中，高校对于创新的作用更加不可替代。

由于学习型区域范式中的高校在学习过程和学习能力的多个层面具有不同的作用，它们可以更有效率地服务于本土创新网络，成为创新的委托代理组织、实施反思性学习、在区域环境下为创新培育基础性反思性理念。如上所述，反思性学习与增值性学习的条件不同。对于后者，传统高校封闭象牙塔式的教育不能达到，从后者出发，有必要将科学家从象牙塔中释放出来。而对于反思性学习，学习型区域中的高校可以克服路径依赖和紧闭效应，以长远的眼光，关注实际发生的事情并独立于直接的商业利益，在此基础上思忖改革与创新。于是从反思性学习出发，科学家们再次返回象牙塔，象牙塔式的教育适合上述的目标。不同与其他发展范式，学习型区域在重视高校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仍然强调高校的象牙塔地位，高校科学研究和教学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发展并同时保证其自身在本土知识经济中的相对独立性。

这样，高校植根于区域知识网络可以促进其公共性的建立，社会在高校的引领下教育自身、质疑自身并构造自身。中止传统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停止常规路线、站定思先，是每所高校的主要目标。社会通过高校淘汰陈旧知识，洗涤并从根本上革新自身。区域内高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创造出更具有灵感和反思的力量，培育科学的生命力，造就最卓越的反思性学习。高校绝不仅仅是其植根区域文化变革的代理人，而在区域中具有中枢的作用。学习型区域发挥高校的区域服务职能，不仅使高校在区域学习网络当中重新定位，而且也促进着高校内部知识生产的重组，消除高校每个学科可能存在的紧闭效应并提高渐进式学习水平，创造新型知识，从根本上做到创新。学习型区域因此成为创新发酵的酵母。

虽然创新过程和反思性学习过程的分析从科学观点来说十分重要，但是要从区域角度激发创新政策首先需要确立方向。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高校在学习型区域当中的作用，这个方向不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创新政策，更多以学习型区域和本土知识基础设施为背景探讨高等教育政策。本书将在分析学习过程的基础上探讨高校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高校如何为创新提供更大空间尤其是学习型区域中反思性创新学习的空间？”

其一，高校促进学习型区域创新的背景。自19世纪以来，高校科研和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在国家框架内接受财政资助和法律约束。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教堂、学校、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公共行政部门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地。面向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在国家边界之内。

正如著名创新研究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Nathan Rosenberg指出，科学和产业之间的专业划分到19世纪末就已经完成。尽管科学和产业技术有共同的起源，它们沿着不同的路径继续发展，很少跨界。直到20世纪中晚期，创新系统发展之后，才间接地将高校和企业聚集在了一起。“在企业建立研发实验室招收高校毕业生之后，开始在科学和产业技术的鸿沟之间搭起桥梁。当今许多方面仍持续着这样的状况。”^[34]

高校和产业间合作的重大突破发生在“二战”爆发之后。大多数参战国家将科学和技术能力全部投入到了战争之中。制造原子弹的美国曼哈顿计划就是当时军事产业和科研之间紧密合作最著名的案例。来自不同种族的精英们将他们的各种技能汇聚在一起，在秘密的实验室里协同工作。在和平时期通常需要花数十年完成的科研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整个产业区很快建立起来为应用型研究提供建筑和设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研究上有如此之巨大的投人。

以类似的方式，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美国启动了一个巨大的太空科研计划。在冷战期间，不仅美国，而且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研和产业之间的合作也进一步发展。高校科研和产业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仍主要在军事产业领域。食品及医药产业领域有其他类似集团合作的案例。

由于上述发展，学术科研对于社会的现实意义得到了凸显。科学家们的地位和声望以前所未有的形式提高。研究地位不断提高，从科学和医药领域拓展到包含所有类型的研究。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高校是技术和产业发展背后的主要推动力，科研一方面和教育，另一方面与国家竞争力有着根本的关系，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就业和福利。通过理论探讨投资以及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联系，有关“内生性增长对投资回报的增加”的文献指出，可以实现政府引导下经济增长的改善，填补了迄今某些政策领域仍然忽略的空白地带。

教学和科研是高校两个最为重要的任务，与社会合作则是高校必需承担的第三个任务。这第三个任务实际上是高校自身散播信息的活动，将科研和教学服务应用到市场。讨论高校发展的未来时，这个第三任务包含了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其重要性与日俱增。高校作用的扩大毫无争议。

《高校：区域发展的推动器》是荷兰经济学家Raymond Florax的一本代表作。如书名所示，高校以及学院被视做区域发展的“助力引擎”、“机车头”和“启动火箭”。^[35]新高校和学院的建立成为瑞典过去数年区域政策的路径，其他许多国家如挪威、芬兰以及英国等也是如此。在区域层面，大量政治家视高校和学院为创造有吸引力的区域环境的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评估高校作为区域发展背后驱动力的实际重要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某些相关主题只进行简单的论述。

高校和学院可以吸引新中小企业以及大企业的研究部门，对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研究村和科技园就是这类交流的范例。然而，很多情况下不仅仅是高校本身的科研，有机会雇佣毕业生对企业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应届毕业生多大程度上留在高校所在区域取决于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在人口稠密的区域，许多毕业生决定在完成学业后留下，而在人口较为稀疏的区域，应届毕业生通常选择流动到其他地区。特别是在较小的地方，毕业生就业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高校。

在许多地方，高校学生和教师组成了区域最大的劳动力群体。零售、文化和其他服务倾向于建立在高校周边。大学城也从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成为具有生活吸引力的地方。即使是小学院也对提高区域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高校是否可以为区域带来更大的发展动力。当研究型高校和企业在某个区域集聚是否会有综合效应？在某些具有著名区域实践的国家，如美国、欧盟和日本最近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它们的区域实践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区域是人口众多的中心地带，包含了大量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基于高科技、电子和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创新力。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将这些区域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区域聚集了大量具有研发部门的企业，易于进入重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然而，研究没有清楚的论据证明高校科研和创业成功之间具有综合效应。它们之间的联系较少提及。尽管它们彼此空间临近，但是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各自独立存在。

而另一类区域，我们可以证实它们具有很大的综合效应。这些区域的研究型高校和企业集群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和大量的知识转移活动，存在较强的制度和人际网络。这些网络由相互非常了解的关键人物和组织构建。区域的规范框架呈最小化，具有相对自由和持久的创新环境。(www.xing528.com)

许多研究者认为，以下因素对解释两类区域间显著不同具有重要作用。综合效应的出现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正如太空计划和冷战时期军事产业综合的案例，高校科研与产业需求相契合十分重要。成功的背后需要个人和组织将早期的创意变成长期的产出过程，让星火点燃导火索，促使连锁反应。科研人员和创业人之间的互动需要相互理解和信任。当今我们必须了解市民认同感、社会的多样性以及社会沟通的条件。

许多研究关注临界质量的概念。这个概念应用到科学研究中，表明由于经济条件科研只能具备一定的规模和范围。比如，自然科学、技术和医药的研究需要先进的设备，由于经济的原因，这种昂贵的设备不能扩散。很难证明有关临界质量的论点可以应用于人力资源。当一个地区积聚了一定人力后，自然就为创新创造了条件。在研究社会沟通时，将临界质量应用于沟通密度比应用于参与沟通人的数量更为合理。高校部门里的沟通密度不总是最佳的状态。在欧洲可以找到许多小型以及中型环境中社会结构密度良好的范例，鉴于非常大型的环境总是存在沟通的阻碍因素。创新互动程度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不是诸如产业和高校之间的临近及其规模这些简单的变量测算的结果。我们对此需要进行研究。

其二，高校是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的一种多尺度结点。本书所传递的一个关键信息是高校不同职能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影响的程度。创新与教学、教学与治理、可持续发展与科研/教学之间有明显的相互关系。人们早已预言高校可以将不同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早期以宗教为基础的高校运用宗教资源作为为学术工作提供机会的手段，而宗教则通过高校教学进行传播。威廉时期的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重点放在产业运用上，以生产可转换为产业技术的知识为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校价值的更大发掘是社会活动规模扩大的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等教育仍是一种上等阶层的活动，而现在它仅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一部分。知识以及长期排斥在知识社会之外问题的重要性的提高意味着高校以及介入高校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

高校对于学习型区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其运用自身的能力将各种社会活动地域性的联合在了一起。高校通过科研和教学有助于解决人力资源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参与学习型区域的高校中有两种良性循环。其一是高校内部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之间存在富有成效的协同机制。其二是技能、创新和社会在区域内彼此间存在着的紧密联系。如果这两种良性循环的连接可以有效管理，那么这样每个循环都可以积极强化另一个循环，高校和区域相互受益（见图2-2）。

图2-2　高校与区域发展良性循环图^[36]

高校不只是在学习型区域维度积极联合其他组织。除了直接的区域贡献，在国家政策框架内的高校对于它们整体的区域建设能力具有强有力的影响。高校的整体能力中存在一种第二维度的能力，这种第二维度能力是高校将国家政策用于特定的地区（见图2-3）。高校在某些政策领域处于顶层地位，因此资金以相互加强的方式流向高校，美国波士顿、英国剑桥就是典型的案例。它们的高校与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和创新政策的制定机构之间具有积极的互动，并相应接受政府所有资助。

当然，典型案例之外也有不少其他地区及其高校有能力结合政策进行着富有成效的互助。在许多人口较为稀疏的大国，高校提供一个可以安排所有社会服务的交换中心。在美国，政府对高校内的健康护理研究及其创新的津贴也为高校所在区域的公共医疗和小型企业创造了一定条件。国家资源对于高校的区域影响力十分重要，本土和区域合作组织可以尝试在国家相对较大的项目下建立联盟进一步支持它们的区域影响力（并同时增加这些组织分取国家“蛋糕”的能力）。

高校也是吸引外部资金和投资的主体，有能力将不同形式的资本进行转换。国际和海外学生的招收意味着高等教育成为了某种出口产业或交易服务，这使高等教育成为学习型区域背景下一个强大的部门。高校可以成为大型事业单位，与其他组织协作，共同达到目标。某些国家的高校会参与复杂的金融活动，为项目发展提高外部资金。这些高校通过如种子资金进行知识产业化活动，通过抵押和债券用来资助地产开发和校园规划。美国加州最近发行了1乙美元债券用来投资干细胞研究。高校具有其他组织所没有的独特的知识设施，外部合作伙伴会围绕这些知识设施为了开发具体的项目进行投资，招收高校毕业生以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技能。因此，聚集在高校周围的项目可以整合并协调大量来自公共和私有资源涌入区域的外部投资，这些投资可以富有成效的为本土创造效益。

高校在区域、国家以及国际层面的综合作用十分重要。高校参与学习型区域的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职能之间联系紧密，高校的联盟作用和全球、国家和区域资金流的运用之间联系也十分紧密。教学型医院正是好的论据——高校接收国家投资为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培训师资，也承担由外国企业，甚至公共医疗提供者（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科研，为区域，甚至社区提供高质量的医学服务。

高校是国家系统中唯一主导创新过程的主体。国家政策为高校提供资源并使高校成为强有力的区域组织。高校不单纯是区域性机构，具有巨大的区域服务潜力。然而，高校区域内通过政策流综合各种组织建立联盟产生实际的生产能力，高校与学习型区域之间的这种关系并非职能性。在高校综合利用资源和不断达成“政策意外收获”的情形下，知识资本的规模收益越来越大。将更多不同资源整合在一起比各自所带来的受益范围更大。

图2-3　国家政策框架下的高校参与区域建设^[37]

高校系统创新的国际维度对于国家和学习型区域十分重要。如果高校可以吸引外部投资，那么国家政府会将更多的投资用于高校所在地。额外的国家投资比外部投资对于学习型区域更具有潜在的意义，国际投资可以打开创新系统，使整个创新过程进行并促成富有成效的整体产出。

我们运用尽可能宽的视角研究高校及其对于学习型区域创新的作用，试图发现高校对于学习型区域创新贡献的范围和深度。高校在全球、国家和区域层面联合多种资源、系统和运行过程，综合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的任务并促成经济增长的良性、有效益的循环。我们强调这是理想和优化的模式，合成了高校在不同部门、不同组织间建立的各种联系。这个模式提供了一个理解高校实际运作和高校从事的职能的内部各种网络的框架体系。

第一个议题是高校是否应该从事范围如此之大的任务。高校在有限的任务基础上生存和不断演化，紧紧围绕公共利益运行以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高校任务在一系列领域的迅速扩大会稀释公共利益的满足因此渐渐完全破坏掉公众对高校的支持，对高校自身的发展存在一定风险。高校在调动不同部门合作开发项目方面已取得不少成功，高校有能力综合教学、科研以及一系列社会活动完成较大的公共利益项目，成为学习型区域系统创新的核心主体，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如何在核心任务上保持严格的制度上的重心，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反思，同时，驾驭高校的知识转化职能，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

第二个议题是高校在学习型区域创新过程中的驱动程度。最早的高校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激励，个体学者吸引他们自己的学生和协会，是学者愿望和赞助者要求共同进化的产物。高校应该如何应对参与社会项目，从其他组织获得资助而不仅仅为了达到高校自身的目标从而传播稀缺的高校资源的影响？制度管理如何使高校参与一个广泛的战线，同时促进更严格的区域联盟的战略管理，保证与国家政策工具和外部投资者愿望相符？这个理想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为高校实现自身潜力支持学习型区域创新提供参考。

第三个议题是高校作为具有自主权的组织的作用以及高校的国家和区域角色间存在的矛盾。高校内部的学科结构不适应本土雇主的需求；国家政府应在某些地区规定学科的比重或限制全部的国家规定。如果高校不能妥善处理自身的区域地位，那么进一步有目的参与学习型区域建设就会存在很大的障碍。如果本土治理伙伴没有与高校有效合作，就会失去很多机遇。同样，如果高校没有很好地与本土企业、各种学校、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组织合作，则也会损失很多发展机会。高校如何在尚未具备能力协调各种直接满足本土和区域社会需要的社会活动和项目的情形下参与学习型区域建设？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没有这样的问题就不能深入研究高校的学习型区域贡献议题。

学习型区域内的高校，也可以通过对公共治理、公民文化以及非正式组织施加影响，而非直接通过私有部门、企业，可以对经济起间接作用。许多高校毕业生没有直接进入企业，许多企业没有雇佣高校毕业生。而区域却可以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建立新企业，创造就业，将福利待遇水平提高到国家平均水平之上。它是除从高校科研到创新，再到企业知识溢出，最后经济增长，这种因果链之外的发展路径。

在本章论证的基础之上，对高校目前和未来促进创新的作用作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学习型区域创新和高校与其他主体互动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特别需要理解新知识如何产生以及这些知识如何接受企业家和执政者的选择，在经济中扩散。我们需要了解高校精神推动经济的方式。最后，我们必须认识高校教师、毕业生在学习型区域当中的现实作用。我们必须承认自己仍然处于解决高校与学习型区域创新前因后果这个复杂问题的初级阶段，这个解决过程必然困难而又漫长。我们需要开发新的方法论，展开新的分析。

高校区域服务职能的发挥不仅关系着高校在学习型区域创新网络当中的重新定位，而且也关系着高校内部知识生产的重组。高校的每个学科都存在着紧闭效应和渐进式学习水平降低的危险。需要创造新型知识，从根本上做到创新。跨学科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加。跨学科知识的生产需要动态和异质的环境，人们不循规蹈矩，不再依据通常的学科标准或科学等级研究。“科学质量”的常规标准不能适用于这种本质上“非典型”的情况。在跨学科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科学质量的传统标准，也需要考虑满足社会需求的标准。跨学科研究和教育对外部需求更为敏感，更具有反思性并更具社会责任力。研究课题较少由高校预先设定，而是由植根于本土社会广泛而异质的实业圈激发并与高校联合确立。不能错误地认为这种区域环境下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是运用快速和富有效率的增值性学习“满足本土经济需求”。实践说明本土知识经济中越来越多创新主体也需要上述反思性学习的帮助。由于高校需要运用理论和反思多于直接实践的层面制定长期愿景，高校在区域服务领域的许多问题仍然不明确。在学习型区域理论框架中，不同发展路径的联合（如技术以及组织改进的目标）是需要强调的重要论题，有必要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