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地位在区域发展演进中的作用

相比学习型区域发展的政策和理论，高校的历史更为悠久。综合性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晚期欧洲的教会学校。中世纪大学不断演进，经历了从studium（学校）到studium generale（大学校）、universitas（综合性大学）的过程。中世纪大学的特色是教师和学生建立类似行业协会一样的组织，可以颁发教会特许的证书。教会赋予中世纪大学授予学位的权力，只要大学回避违反教义的异端邪说和无神论，则可以享受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公认最初的两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建于11世纪晚期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建于12世纪的巴黎大学。在这两所先锋大学的引领下，欧洲其他地区如牛津、剑桥、萨拉曼卡、蒙彼利埃、帕多瓦、罗马、佛罗伦萨、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等，也很快涌现了现代大学。到15世纪末，欧洲产生了超过100所现代大学。

高校在19世纪晚期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从单一的教学中心，渐渐兼具教学与科研职能。这种职能上划分可以依据知识基础设施的改革来理解。高校为知识基础设施职能的区分和整合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设计，如一方面，学术学习；另一方面，将实验理论化。在国家主义的需求下，高校执行了大量国家目的的学术任务和技术实践，于是高等教育部门的拓展得以完成。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国际竞争的白热化，高校发生了新的变革。知识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型知识生产模式，质疑高校作为传统象牙塔的身份。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型私有企业的实验室为产品研发建立了自给自足的技术支持系统。从20世纪80年代向前，国际竞争的愈演愈烈加快了技术研发的频率，缩小了企业规模。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驱使企业接受知识和创新的外部资源。由于一方面，产品和技术循环周期的缩短；另一方面，技术输入的需求增长要求完成创新，因此出现了“创新缺口”。换句话说，产品开发和创新需要短期进行，与科研完成研究过程的长期性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完成长期科研是高校的职责所在。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无力在长期和短期之间作出选择，于是两者同时进行，并尽量避免与之相关的成本消耗。企业的办法是寻找其研究活动的外部资源，与其他私有和公共的科研中心合作开发。这样，使得知识开发网络越来越具有适应现代经济的需要。“私有研究中心则是知识生产第二种模式最积极的支持者。”^[14]

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了知识基础设施其他部分的改革。在过去工业经济时期的条件下，高校和产业之间的合作通常比较随意，在企业和个别教授之间存在咨询关系，教授可以获得助研金和部门科研资金。而现今，高校—企业合作更加正规，部分因为它们在知识生产中更加正式的作用。过去认为高校仅仅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的观点已经让步于它们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换句话说，高校是知识生产网络的主体之一。这个观点有两个重要影响。首先，高校不再垄断知识生产。除了高校，存在其他知识生产者诸如私有研究中心、具有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企业以及其他咨询机构。其次，作为上述变革的结果，高校必须适应它们的“新”地位——它们是知识生产团队的领导者。高校日益采取更加开放、市场引导的态势，投入并支持经济的发展。依据某些学者，这种变革促使了“创业型大学”的产生，“创业型大学更直接参与科研活动的商业化，更主动地将学术科研运用到市场”^[15]。创业型大学概念强调今天全球化的竞争环境迫使大学重新评估学校内外部的力量，社会对学校的支持系统和联结机制正改变着高校科研、教学以及社会服务的职能。高校日益关注实践取向研究的价值，与创新相关的教学以及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公共、私有部门的服务。随着高校和产业之间技术转移活动的不断增加，高等教育机制正日趋市场化。“高校市场化机制包括高校专利许可部门以及投资部门的建立和拓展、校办企业开发、科研和技术中心、企业孵化器等。”^[16]

一方面，现代大学强调组织的稳定、传统和文化的传承。罗马天主教会旁边的大学是西方世界最古老的机构，历史从未间断。正如克拉克·科尔指出的：“大学经历了战争、革命、经济萧条和产业改革，然而与社会其他部分相比没有大的变化。”^[17]他也指出许多高校“就在那个地方还是那些建筑，教授和学生们一样做着事情，管理也没有经历大的变化”^[18]。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现今的高等教育系统和高校与中世纪大学相比却有了巨大的飞跃。虽然高校依然保持着不变的组织建构，但在新环境下发展也需要采取一系列适应性的措施。高校的政策重建和制度创新历史改变了高校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高校自身的精神领域。

另外，高校更加扎根于区域。今天，高校代表了更多地域，它们成为更加明显的单位和集合点。每个区域人口的增长部分，不分男女都在高校内度过数年时光。人们已经接纳高校经历作为自身身份地位的组成部分。这种对于高校经历的认同随着成人教育的发展不断提升。产业和政府也更加重视引进技术劳动力、科研解决实际问题和创新。知识密集型产业在经济生产中占有越来越重的分量。区域政府期望应对区域间产生的竞争。政治家们将高校视做实现经济繁荣的有效工具之一。这也强化了高校在区域当中的向心力。高校走进了区域，同时区域也走近了高校。个人和组织在高校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越来越有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更加根植于社会并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更多元化的期待。知识正被视做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社会环境对知识的需求正渗入高等教育的整个过程。高校正附加新的学科专业、教育项目、服务以及行政单位以应对新的挑战。

高校与科研的迅速增长和多样化的同时，社会对经济回报的期待也与日俱增。最早的科技政策规划可以追溯到“一战”时期，“可直到‘二战’末期才有较大的科技政策纲领的形成”^[19]。战争论证了“自上而下集中并调整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所取得的成绩的巨大潜力”。“二战”后这种模式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和实施。“二战”后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20]

第一阶段，可以称为“科学政策”时期，由1945年范内瓦·布什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线”定下基调。报告为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财政资助提供充分的论据。报告传递出关于自然界法则的知识只能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获得，必须交付科学家们完成。然而，只有将知识用于促进和应用于实践目的，国家才能有更好的医疗、更有活力的经济、提高的福利和更好的国防。报告提出建立一个新的联邦机构管理科学研究及其转化工作，结果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科研理事会、科学基金会或相同效力的机构建立起了财政资助和管理科研的机制。报告主要强调“供给方”以及建立一个研究和开发的体系，也就是科技增长的本身机制。在这个阶段建立起了许多公共科学研究室和国家支持的自治的高校。它们与私有和国有企业的内部实验室一同是公共财政支持的主要受益者。政策没有扩大综合型大学的规模。高校之外研究机构的新基础设施开发可以认为是对综合型大学的一种忽略。然而，综合型大学接受对它们的常规拨款，它们的科学专业因此接受着安排和保护，与外界的任务导向型的科研保持着一定界限。

在有关创新的文献当中，科技政策模式通常被定性为线性的“科技驱动”创新模式。创新在这里分阶段持续进行，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通过技术开发到市场产品以及服务。每一阶段由独立的机构实施，包含了一系列明显的操作过程。事实上，这些新研究基础设施的建立与战争期间科学、产业和军事领域当中顶尖代表的人际关系网络紧密相关。冷战的出现证实了这一联盟的必要性。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这给美国和其盟国带来了焦虑，害怕自己不仅在太空领域，而且也在核心的科学领域输掉整个比赛。于是，它们对自己的教育系统和科学、技术以及产业力量做了重新评估。同时，由Moses Abramovitz和Robert Solow领衔的新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并非归因于传统生产领域的增长，而是由技术进步的因素决定。同样的研究结果源自于Schultz和Becker的新人力资本理论，他们排斥劳动力作为生产完全均衡和弹性因素的新古典主义理念。依据他们的理论，生产力是以教育和培训为形式的技术投资的结果。总之，这些理论为投资科学研究和提升教育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在所有西方国家内掀起了教育改革以及增加综合型大学科研公共财政资助的浪潮。(www.xing528.com)

第二阶段，可称做“政策中的科学”，标志着政策重点转移到将科学应用于更广阔的国家目标。“需求方”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经合组织的布鲁克斯报告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形成的新观点的体现。对国防、核能、航空以及太空的高度重视，攫取了过多的研究资金，这种情况受到了关注和批判。公共部门支持的科研应该更多用于国家产业和解决社会问题，将更多的研究资金用以开发医疗卫生等与平民生活相关的领域。国家产业的竞争力是更加突出的议题。政府干预和国家实力的培养正是时令。关切有关阶级、民族、性别、社会福利和环境的议题也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

在此期间，科学的政府支持吸收了新对象和新领域。政府关注应用研究和科研成果的运用与推广，并建立起新的研究机构。与此同时，政府对综合型大学科研、研究生学习、建筑与实验室的资助也大幅上升，并且对其他大部分各类高校的资助都有增加。政府内部及周边建立了新咨询委员会，相应地给综合型大学的科学家们赋予了更多的权力。“综合型大学在国家科研系统中占据更为中，心地位的同时，他们的象牙塔状态更为强化。”^[21]学生运动和政治激进主义要求高等教育进一步割断与商贸的联系。因此，综合型大学保持“基础研究、专业知识、硬件装备以及教学培训的‘上游’组织地位”^[22]。

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使政府将重点用在了拯救危机重重的产业。学术研究的政府资助呈平稳状态。这个时期政府试图重新制定科技政策并有选择性的允许部分产业介入。经济水平的下滑归因于技术创新率的走低。与日本相比，重振产业竞争力首当其冲必须强化技术基础以及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日本科技政策的两种特色值得借鉴，“重点关注合作性研究以及政府针对目标领域的早期、通用技术进行资助”^[23]。新方法的核心元素是消除科学事业和产业创新之间的障碍和瓶颈。科研在孤立状态下进行而不与应用相结合存在一定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随着工业发达国家间日益增长的技术竞赛，科技政策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即“技术创新政策”。

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高度重视尖端知识、高科技和创新。另外，强调高校和产业间的沟通及其双边关系的拓展。许多集中于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材料科学以及其他国家关注领域的战略研究和技术开发项目得以启动。欧共体也于1984年启动了第一个框架计划。这个框架计划的路径选择是包括科研和产业的多年项目计划。政府和企业研究实验室仍占主要角色，但综合型大学科研也日益得到重视。大量措施用以促进技术转移，建立新交汇机构并提高知识的流动性。

人们普遍认为科学上经济增长的引擎、公共部门投资对回报的要求日益提升、企业研究与开发外部委托的增加以及综合型大学寻求可以替代的收益来源，这些因素促使了对学术科研市场化的更大需求。另外，这些因素反映了新科技，特别是生物技术与综合型大学研究基地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Geiger指出，“生物技术最终不可阻挡。人们也许可以反对产业介入学术，但学者们不能反对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就是生物技术。在1982年以后，综合型大学科研的转化是商品获利的关键（如生物技术范式），这在研究型大学内正成为上升的教条……”^[24]综合型大学的整体形象也因硅谷和其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成功案例得到极大的提升。硅谷正成为全世界模仿的样板。再就是冷战后对军事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在日益减少。这意味着对民用科研的重新定位，许多研究实验室失去了政府财政的支持，相比而言有益于综合型大学的发展。区域维度的创新正在提升：由于大型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并相对集中，教育政策则将高校网络分散化，使之成为区域创新的中坚力量。

自20世纪90年代，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区域政策正越来越集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创新政策。许多国家不同部门间的边界因此而改变。教育和科研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转变为科学、技术以及创新的新部门政策。区域政府也肩负了更多的责任。一方面，贯彻的政策通过捐税鼓励等办法用以增加研究与开发的私人投资；另一方面，政策用于建立新产业联盟，使私有和公立部门可以协作创新。因此，高校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主体。企业孵化器、种子基金会、风险资本计划、管理援助等出现之后，科技园区、大学—企业合作研究中心以及相关联盟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使综合型大学参与这些新设施并成为其中的主要利益相关人，这些机构仍主要建立在研究型大学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在重复。现今独立、具有专门目标与企业紧密合作的组织正围绕着高校建立。实践中，这些中介组织通常为高校缓冲来自外界的压力。除了促进高校与企业的接触，它们用以过滤合作内容或仅仅作为高校政治环境的显示窗。

人们正期待高校引领并重组社会经济结构，吸收并促进企业家精神、技术转化以及互动式学习。这被称作高等教育的“第三任务”、“第三目标”、“第三只腿”或“第三职能”。高校的第三职能需围绕着高校与区域产业以及社会的相互作用。起初高校第三职能的设想是作为高校教学和科研职能的附加职能，但是今天它日益成为高校运行和任务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全新理念在“创业型大学”的实践当中有着丰富的体现。依据Clark，“成功转化为创业型大学需要一个强化的操作核心、一个多元化的财政基础、一个激发的学术中心地带、一个提升的发展环境以及一个共同的创业信念”^[25]。

高校与区域的关系紧密联系，所有高校都必须与它们的区域合作伙伴联合在一起，共谋高校以及区域未来的综合性策略。“最大的挑战是将知识的前沿性与适切性相一致，并建立一种本土和全球富有成效的联合。”^[26]为高校进一步发展找寻新战略和新路径——学习型区域，我们必须仔细研究高校的区域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