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高校与学习型区域发展研究最新动态

第一，在学习的概念方面，许多学者关注生产过程中知识的重要性，关注新时代知识管理的经济学研究。他们研究的核心是“知识的创造性分配”，推动了经济学不仅把教育系统视为一种经济体，而且也将学习作为学习型经济视野下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这里涉及的学习，可以理解为知识的获取和转换以持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过程为经济产生了附加值，同时教育学上“是受雇佣者及公民在现代社会谋生的基本问题”^[3]。对于学习的概念，传统的教育学中的定义仅关注正式和理论的知识，其过程局限于个人，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过程。

在学习型区域中，学习指的是参与区域规划和实施社会及经济创新的所有利益主体的集体文化。对于教育和培训部门来说，这意味着实施新策略以及与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单位建立新型关系^[4]。“经济成功需要区域和组织调动不同制度支持学习。”这表示“需要拓宽教育系统的定义”，经济的需要下重新定义教育系统的性质，学者们再次提出了“将教育系统和更宽广的社会经济系统联接的重要性”。

第二，在学习型经济的组成方面，Keane认为学习型经济的研究包含几个关键部分^[5]，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知识。Lundvall和Johnson提出知识由两种形式组成，即显性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更为系统和正式，隐性知识则更根植于社会。显性知识诸如专利、企业研发、论文和资格认证等，相对容易衡量，大量隐性知识则并难于发现和理解。隐性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传统发展政策和研究难以认知和衡量的领域，却最具研究的价值。知识和学习的隐性部分，如网络、本土实践、文化情境建构和植根于社会之中缺乏具体的挖掘和界定，因而不能简单地复制和转移。根据许多区域研究的学者，通常是隐性知识经济的创新实践给区域和企业带来竞争力。^[6]Foray和Lundvall^[7]也提出大部分的创新实际上是隐性知识的获取和显性化使之得以转移和实践。

知识基础设施是支持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知识的系统。基础设施包含有两种形式：物质基础设施诸如交通和电信网络以及其他配套生活设施网络；知识基础设施则由大学及其他科研中心组成。有形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生产力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其作用不可以夸大^[8]。在知识基础设施框架内，知识的文化根植方式非常重要。在学习型组织当中，知识不是属于部分知识工人而是组织行为的方式。组织内存在学习文化是日本企业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日本模式强调了隐性知识和面对面交流学习的重要性。

第三，在学习型经济教育学的内涵方面，一方面，如学者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9]以及Gradstein^[10]指出，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和教育学价值之间存在鸿沟；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教育的经济学部分“关注的是商品而不是社会的人文”。然而，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教育学没有足够关注教育的经济学领域。

20世纪演化出由Lundvall和Johnson提出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学习型经济的概念。Lundvall认为，知识经济的核心在于个人和组织的学习过程，社会有自身的学习目标。Peters^[11]提出“学习型经济通常包含经济学、政策学、社会学和教育科学的诸多要素”，学习型经济总是以本土发展作为经济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引擎。Lundvall和Johnson认为学习型经济要求个人和组织具备学习和拓展基本知识的能力，“学习型经济不仅需要重视科学技术系统、大学、科研组织、企业研究与开发部门等，而且还需要通过经济结构、组织和机构形式建立学习机制”。学习型经济中产业以及区域的竞争力不是由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是由学习、改变和适应的能力决定。Morgan（1997）指出“经济存在于永恒的学习之中”。

第四，在有关学习过程和学习型组织的探讨中，Lazonick（1993）^[12]认为在社会文化和制度中强调合作，是保证区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唯一路径，“本土产业要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必须不断革新，而这需要产业本土内的积极合作”。在学习型经济背景下，学习过程是整个地区知识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如Lazonick（1993）指出在文化和制度的混合情形—下，不同类型主体相互联系，协作创新。许多学者如Hudson^[13]认为，本土化学习过程可以形成独特的优势，强有力的支持经济的发展。本土化学习建立在隐性知识（技巧、能力等很难编码的知识，通常为集体而非个人创造的知识）基础之上，正如情境化知识不仅由显性知识组成，而且也涉及创新活动产生的所有形式的知识，并建立在个人或组织更高水平的能力和经验、集体技术文化以及良好的制度结构之上。本土化学习对于创新的产出和区域的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如Polanyi^[14]指出，产生于特定区域的知识、隐性知识以及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技术知识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本土隐性知识的作用不可忽视。本土知识在经济于全球竞争中开放以及社会重构的过程中容易遗失。Lundvall^[15]等学者于2002年提出创新系统的概念有助于认识不同类型知识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知识互补的方式。对于区域的发展，Lundvall和Borras^[16]指出“具备学习和淘汰而不是囤积知识的能力”尤为重要。然而，Pedler^[17]和Asheim^[18]等学者认为，只有积极灵活的学习型组织可以接受创新，确保与外界不断合作，促进所有成员的学习并快速适应环境的变化，进行组织和制度的变革。这样的学习型组织一般包含多种主体，具有在区域内与其他组织互动创新的机制。(www.xing528.com)

第五，在学习型经济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全球文化和本土情境的相互联系影响着知识生产。如Keane提出，知识结构和本土情境下的知识基础设施决定了学习型区域的发展质量和面貌。知识的使用、知识转移及其带来的创新受区域本土因素的影响。Knight^[19]指出本土知识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较于一般知识信息，本土知识是在本土文化和具体情境下发生作用，产生价值的信息。对区域进行定位并发展和训练本土的技术和核心能力是本土知识生产的关键。本土化学习对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尽管所有区域发展都可以运用学习型区域的路径，但仍有巨大差异。学习型区域概念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区域的地理和文化情境。Cooke和Morgan认为区域面对不同的地理和文化条件应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本土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基础设施建构了学习型区域的理论。学习型区域理论为分析知识给本土经济创造的价值以及大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提供了分析框架。

第六，在学习型区域概念的探讨中，Florida最早提出学习型区域概念，“收集、储存知识和理念，提供有利环境和基础设施帮助知识、理念和学习过程的流动。学习型区域日益成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是全球化的媒介”^[20]。

出于不同的视角，学习型区域的理论正在拓展，从最初聚焦于就业，企业和整个地区（在地区建立网络拓展知识和能力）的创新能力，已经拓展到关注区域内各主体学习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21]显而易见，学习型区域的模式增加了合作的机遇。学习型区域要求本土机构诸如政府、正式及非正式教育组织、企业以及公民间的伙伴关系，“各种教育、社会以及经济组织超越它们的界限，联合力量支持共同的发展策略，这种伙伴关系的创建对于区域学习机制的成功尤为关键”^[22]。学习型区域的实现有赖于其意识到自身的新型角色；各利益相关主体应相互视为伙伴“在这种新的发展环境下，没有任何单一组织可以提供所有方案，需要集体持续的学习”^[23]。必须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认识和整合所有组织的目标和行动方法。

第七，在学习型区域发展与高校的关系方面，Thanki^[24]阐述了高校在区域经济发展当中如何发挥其关键的媒介作用。但Thanki的论述中并无衡量高校对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实际指标和影响价值分析。Thanki问及我们应该如何衡量高校对于区域发展的价值，他认为许多衡量经济价值的指标适用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并不切合当今实际。因此他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衡量经济价值的关键指标。他概述了不同可能可以使用的方法论，包括会计学、凯恩斯主义收入/支出乘数的计算方法等。但不少学者认为这些是十分消极的方法，它们对于高校与本土联系的特性和质量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能对高校的本土根植程度以及可能的影响作出任何透彻的分析。高校参与经济发展需要建立技术转移和区域发展的中介机构，需要关注知识溢出型企业的设立和科技园区的创建。

许多文献强调高校具有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持续及专业的培养，提高本土经理的技能；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和联合科研将全球商业本土化；为中小型企业接受全球知识和信息提供路径；引领本土社会，提供发展策略。Turok^[25]提出一种可以确定产学结合发展关键因素的方法。产学结合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可以确定经济组织区域本土化的方式。Gripaios^[26]强调了本土化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职业的寿命和质量以及调查新职业对本土人口的适用程度；培训（既注重区域的地理位置也注重区域的产业类型）；供应链和网络；产品/销售的目的；社会支持和参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