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派崔克·莫里西（Steven Patrick Morrissey）至今仍然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在英格兰曼彻斯特度过的童年总是浸透着雨水和麻烦。在他所住的工人阶级的街区里，维多利亚时期的鹅卵石似乎从来都没干燥过。雨水顺着摇摇欲碎的窗户流下黑色的印迹，母亲们在前屋里放了一排水桶接着没完没了的屋顶漏水。莫里西的小学是一座“阴森、空旷、压抑的大楼”，“孩子们飞快地跑进大楼，浑身湿透，然后在这里度过一天余下的时光——潮湿的鞋子、潮湿的衣服，加重了空气中的湿气，本来也就如此”。1这幅景象十分契合莫里西童年时代的疏离和悲伤，不久，他的情绪就被临床诊断为抑郁症。
曼彻斯特位于英格兰的西北部，就和西雅图一样，它因阴雨连绵有名，不过相较实际降雨情况，这更多源自某一种文化心理。除了相似的地理环境和阴霾的天气，这两座大都会还分享着类似的文化创造。也许并非巧合，这两座分属美国和英国皆因雨著称的城市，同时孕育出了溢满愤怒的独立摇滚类型：西雅图诞生了垃圾摇滚（Grunge）；曼彻斯特则不仅出现了莫里西的伤感另类摇滚乐团“史密斯合唱团”（The Smiths），还产生了“快乐分裂”（Joy Division）、“新秩序乐团”（New Order）等一系列音乐人。
冬季，细雨霏霏的曼彻斯特每天平均只有半个小时的日照时长。它的粗粝坚韧诞生于它作为世界第一座工业城市的历史背景，而这段历史，也跟它的雨水脱不开干系。第一家蒸汽动力纺织厂于1781年在米勒街（Miller Street）投入运营。工业期刊热烈地谈论着高湿度对棉花生产的重要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潮湿的空气意味着纺线不太容易出现断线。到了19世纪中期，100多家棉花厂——还有一家快速生产麦金托什防水双层织物的工厂——朝着曼彻斯特早已灰蒙蒙的天空喷吐黑色的烟雾。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这样描述这些工厂从曼彻斯特的山顶上骄傲地拔地而起：“巨大的圈地在工业集中化的远方浩大瞩目！”然而，年轻的参观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却被这些人为的圈地更加深深地震撼了。2在从工人住宅区发出的一篇篇触目惊心的新闻报道中，他描述陡峭的埃瑞克河（River Irk）岸上成排成排建起的小屋一直经受着雨水的侵蚀，肮脏不堪；而埃瑞克的河水，早已变成了黑色，流动着未经处理的污水和来自工厂的污水。
一个世纪之后，曼彻斯特在一场后工业经济大崩溃中人口不断流失，污染已几乎毁灭了埃瑞克河，然而，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们却仍然住在这里成排成排的小屋中。他们中的一员，年轻的吉他手约翰尼·马尔（Johnny Marr），跟莫里西一样，也在破败不堪的工厂住宅区里长大。他们对阴郁的歌词、隽言妙语以及和弦有着同样的品位与天赋。虽然两人不断地听到有关对方的消息，但是莫里西太过离群索居，不愿意去寻找同道中人。后来，在1982年夏季的某一天，马尔主动叩响了莫里西的大门，期望他俩能够合作创作歌曲。3
于是，两人成立了一个乐队，并将之命名为“史密斯合唱团”。莫里西和马尔合作创作的歌曲吸引了很多跟他们当年一样敏感、离群索居的青少年，用一位音乐记者的话来说，就是“一大群迷恋不幸的人”。4马尔说，这支乐队“通常默认歌唱的背景就是雨中的曼彻斯特”。5他们1984年的热门单曲《威廉，其实真的没什么》（William, It Was Really Nothing）（在滚石最伟大的500首歌曲榜单上位列第431位6）开头是这样唱的：“雨水重重地落在一个索然无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让你意兴阑珊。哦，雨水重重地落在一个索然无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让你意兴阑珊。”
莫里西越是出名，就越是嗟叹他在那“维多利亚式、令人锥心刺骨的曼彻斯特”度过的青春岁月。但是，这个小镇却也别具一格地没有令他意兴阑珊。“青少年时期的抑郁是我曾经遭遇过的最好的经历”，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因为这抑郁令歌曲“哗哗地涌进了我的脑子里”。7这些忧郁的歌词令他成为他的时代里最具标志性的英国流行歌手，并诞生出一种新的音乐类型，人们戏弄地将之称为曼彻斯特灰蒙蒙的天空下弥漫着的“忧伤主义”。
从令人锥心刺骨的城市独立摇滚乐团，到西雅图的垃圾摇滚音乐家，又或者是在伦敦历史上最风狂雨骤的年月里写作的查尔斯·狄更斯，有些作家、作曲家、诗人及画家，他们的灵感，众所周知地源自绝望。或许，这绝望受外界感染——“la grisaille”——一如巴黎人这样形容他们时尚的灰蒙蒙的天。或许，这绝望是从内心翻涌而出的，有时是短暂的忧伤，有时是严重的抑郁。更常见的是，这绝望似乎内外因素兼而有之——雨，顺着窗户淌下灰色的水迹，灰暗的想法穿过脑海。
历史上最著名的音乐之雨叮叮咚咚地敲落在弗雷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的《Prelude, Op. 28, No. 15》中，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雨滴前奏曲》。据说，他的这首最长的前奏曲，创作于1838年他在马略卡岛上的修道院逗留期间。法国小说家阿曼蒂娜·杜邦（Amandine Dupin），我们更为熟悉的是她的笔名乔治·桑（George Sand），她是肖邦的情人，当时陪伴着肖邦来到马略卡岛，她记录了她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返回修道院时，发现肖邦一边流泪，一边弹奏着自己最新创作的前奏曲。他沉浸于幻想中，桑在她的著作《我的一生》中写道。他看见自己沉没在一个大湖里。“那天晚上他作的曲子里尽回响着屋上雨珠敲瓦的滴答声，但是，经过了想象和琴声的演绎，这雨声化作了泪珠儿，从天上落进了他的心里。”8
在大西洋北部，被称作西风的盛行风载着温暖、潮湿的云飘过不列颠岛的西海岸。（这里来厘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科学家、海员们谈到风的方向时，指的是风刮来的方向。而当他们说到洋流时，指的又是洋流涌向的方向。）当这些云从崎岖多石的地面升腾至上空时，它们朝整个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及威尔士的西部释放出最磅礴的大雨。这种天气类型令西海岸边的小乡村成为整个英国降雨最多的居住区。最潮湿的地方一年能获得350厘米的降水，那是一个非常宜于踏青的小城希斯威特（Seathwaite），它位于曼彻斯特西北方，开车大约2小时能到。
正如喀斯喀特山脉之于西雅图，英格兰苍翠平缓的奔宁山脉（Pennines）朝着曼彻斯特的北部和东部延伸而去，并在其上方形成一片永久擎着的轻雨云。而且，和西雅图一样，曼彻斯特也是英格兰出了名的雨城，尽管并没有打入全国降雨量前十地区的榜单。人们似乎只想要一个水雾蒙蒙的雨都，而且他们希望他们的雨都只是霏霏细雨而非滂沱大雨。
在他们短暂而又备受追捧的岁月里，“史密斯合唱团”一共推出了四张专辑；这四张专辑全部进入了英国最佳专辑榜单的前五。他们的音乐以准确地捕捉英国人的个性和英国的天气而著称。出生于曼彻斯特的音乐记者萨拉·钱皮恩（Sarah Champion）在她的书《和上帝一起创造曼彻斯特》（And God Created Manchester）中写道，马尔在与乐队合作的那首《多久是现在？》（How Soon Is Now?）中演绎的波·迪德利（Bo Diddley）式的致幻连复段，一下就让人联想到曼彻斯特那潮湿的街道，形象鲜明一如雷·库德（Ry Cooder）的蓝调拨弦，让人想起《德州巴黎》（Paris, Texas）中的荒野。9
一经钱皮恩指出，我就在马尔的吉他声中听出了雨声。我还想到了其他乐队和一些经典的摇滚歌曲，比如“大门乐队”（The Doors）的《暴风雨骑士》（Riders on the Storm）以及西雅图本土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阴雨天，虚度时光》（Rainy Day, Dream Away）。我不禁赞叹这些音乐家们多么精准地把握住了雨的情绪和声音。10钱皮恩提到了雨水的连复段和美国节奏蓝调传奇人物、从蓝调一路风云叱咤到摇滚乐的波·迪德利，这促使我走到电话跟前，给朋友卡尔·梅耶（Karl Meyer）打了个电话。卡尔是芝加哥一名蓝调贝斯手兼音乐制作人，他也是迪德利音乐的狂热拥趸。在电话中，卡尔通过交替地讲解和哼唱，向我解说迪德利的招牌节拍。这是一种古巴黑人的节拍，拉丁风的三二拍敲击节奏：嘭嘭嘭……嘭嘭。在《多久是现在？》中，马尔演绎的就是这种波·迪德利的节拍。不过，他只是用这种节拍作为雨水将至时的背景。然后，他用吉他的混响稍稍改变了这种节拍，创造出一种回声。这种回声就像暴风雨一样，让人联想起猛烈的雨声，而不是沙沙的细雨声。在一些更加明显的讲述雨的摇滚歌曲里，卡尔告诉我，制造一场暴风雨可以简单到通过调高混响的音量，再朝芬德吉他的音箱上砸几拳就行了。大门乐队就是运用这些声音制造出《暴风雨骑士》中暴风雨的效果。不过，这首歌里最有名的雨水独奏却是来自键盘手雷·曼萨雷克（Ray Manzarek）在芬德罗兹电钢琴上那串一气划拉到底的长连音。11
垃圾摇滚有自己的情调，为了感受它们最初的状态，你得从西雅图开车，一路向西开两个小时，去到科特·柯本（Kurt Cobain）的出生地，华盛顿州的伐木小镇阿伯丁（Aberdeen）。1987年，歌手兼吉他手柯本和贝斯手克里斯特·诺弗塞利克（Krist Novoselic）在他们的家乡成立了著名的“涅槃乐队”，并迅速走红。阿伯丁的气息一定有些特别之处。跟阿伯丁相比，西雅图可谓阳光普照。阿伯丁每年的降雨量最多达330厘米——比西雅图年降雨量的三倍还多——是美国大陆上最潮湿的居住城市之一。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曼彻斯特，令阿伯丁显得萧条衰败的不是那里的雨水，而是雨水混合着一家纸浆厂的黄色浓烟，锈蚀着一条废弃的铁道，并从沿着101高速公路轰鸣行驶的原木运输车车胎上飞溅开来的景象。在我去过的多雨的地方中，阿伯丁是唯一一个在雨水的冲刷下颜色非但没有变得鲜亮，反而颜色像随着水流渐渐流走了的城市。这是工业化进程的结果，也是阿伯丁自身凋敝的结果。（今天的曼彻斯特，拥有精心翻改过的仓库、通体用玻璃建成的摩天大楼，以及一个迅速崛起的同性恋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那阴晦惨淡的过去。）20世纪初，阿伯丁是一个繁忙的锯木小镇。但是，到了21世纪，它的最后一批大型工厂，也都纷纷关上了大门。这一地区一直承受着华盛顿州最高的失业率。12
我前去参观的那一天，阿伯丁的地平线在灰蒙蒙的天空和灰蒙蒙的海港之间不甚分明。海港被命名为“格雷斯港”（Grays Harbor，“灰色的海港”的意思），真是太恰如其分了。海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独眼船长罗伯特·格雷（Robert Gray）；1792年，格雷船长在一次皮毛贸易远航中发现了这个海港，但是很显然他没打算登陆看看。单调的深灰色一直延伸至海港一带年深日久的工厂区，锈迹斑斑的船只停泊在那里，大雾笼罩着一切。很小的市中心萧条冷清，只有一个意外的宝库——“苏赫尔父子的星战商店”——除外，这家小店里的每一寸地方都摆满了《星球大战》的玩具和收藏品，柯本的纪念品也被扔在了楚巴卡和克隆士兵的模型间。
有些人把柯本和裹着法兰绒、蹬着军靴的年轻垃圾摇滚音乐家们的崛起归结于雨，或归结于伐木产业的凋敝，或归结于一代人的背弃——他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代听说自己不如父母的人。13狂暴激越的电子乐声也同时源于西雅图与纽约和洛杉矶的疏离。垃圾摇滚标志性的雨和法兰绒都是反英雄式的标签，它们真实又可靠地宣告着：这里没有洛杉矶的阳光。
柯本总是说他有多憎恨他死气沉沉的故乡。然而，正是他的故乡给了他创作那几首最复杂丰满歌曲的灵感，比如轻柔的《有些事情就是这样》（Something in the Way）。这首歌再现了他少年时蜷缩在阿伯丁的青年街桥（Young Street Bridge）下时，雨水从桥梁上滴滴答答地落下的悲惨景象。27岁时，柯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今，这座桥的水泥桥腹上用漆喷满了向他致敬的悼词。
就在我读着这些话语的时候，我感到把垃圾摇滚、柯本的悲伤或者他的作曲统统归因于雨，也许是一种误读，而正是这种误读，让柯本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饱受折磨。在风暴的语境中，雨不过是这股大气风波中的舞台指示之一罢了。或许，对于创作型的人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雨或许不是痛苦或艺术的唯一来源。但是，毫无疑问，雨能够制造出一种氛围，从而催生出一种旋律。
在肯尼亚回忆录《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中，丹麦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叙述了一天晚上她和斯瓦希里的少年劳工们一起收割玉米时她创造的一种娱乐方式。为了给自己和劳工们解闷，她把斯瓦希里词语组成押韵的诗句。男孩们围着她站成一个圈，急切地等待着韵脚的出现，而每当她给出一个押韵的词时，他们便大笑不止。“我试着让他们……找到韵脚，然后完成由我开头的诗。但是，起初他们不能或不愿意这么做，所以都调转过头。而当他们熟悉了诗的概念之后，他们便恳求道：再说再说，像雨一样说话。”【2】
也许，相比音乐或任何其他的艺术形式，雨是如此适合韵律与隐喻，适合用诗的语言来表现与讲述。选集里以“雨”为题的诗篇似乎没完没了，再不就是写给四月雨、五月雨、八月雨、九月雨、夏季雨、午间雨、夜之雨和伦敦雨的诗篇——凡此种种，还不包括阵雨。14
康拉德·艾肯的优美诗篇《亲爱的，让我们再一次赞美雨》（Beloved, Let Us Once More Praise the Rain）就是这类从精神到行动对雨水表达出崇敬与赞美的典范诗篇。这位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把雨滴称作是“水的音节”。然而，很少有人能像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一样将这音节把玩得如此美妙。在写于1845年的《夏季雨》（Rain in Summer）当中，朗费罗写道：炎热的一天过去之后，街道和巷落在雨水之中尽情舒展；雨水缓解了一个病人的痛苦；它给“沿着潮湿的街道／航行迷你舰队”的男孩们带来了欢乐。在乡下，雨水令焦渴的谷物、“辛勤而又任劳任怨的牛”和满怀感激的农民精神全都为之一振。但是，唯有诗人能够注视着雨水经历它的整个循环，从雨滴到彩虹再到坟墓。“从诞生到死亡，从死亡到诞生／从大地到天堂，从天堂到大地。”
朗费罗还写下了或许是最著名的经常被提及的雨的句子，即《下雨天》（The Rainy Day）中的结句：
人人生活里都会有无情的雨点
总有些日子又暗又凄惨【3】
大众对这两句诗的频频引用，让《下雨天》成了传达绝望寓意的著名诗篇，而另外两句，在其中朗费罗对雨寄托着希望的，“平静下来，悲伤的心，不要再嗟叹；乌云的背后太阳依旧在照耀”，并没能赢得读者的厚爱。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沉浸在朗费罗最后诗节的意境中不可自拔，这可以从她在通信中引用它们任意一句的次数上看出来。“苏西，这是一个忧伤的早晨，”1852年，她在给她的挚友、未来的嫂子苏珊·吉尔伯特（Susan Gilbert）的信中写道，“风在刮着，雨在下着；‘总有些日子又暗又凄惨’，而我却几乎还不知道哪一场雨落得最快，自然界的雨，还是心里的雨。”15
狄金森自己就能写出描绘雨的佳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就喜爱雨；恰恰相反。（这位阿默斯特的美丽女子能够就任何事物妙笔生花，包括普通的苍蝇，以及它的“忧伤彷徨、无所定向、左冲右突的嗡嗡声”。）在《夏天阵雨》（Summer Shower）一诗中，她把雨滴比作珍珠，想象道：“这该会成为怎样的项链啊！”但是，除了夏季浇灌她的花园、在阿默斯特泥路上让打旋儿的尘埃纷纷落定的温暖细雨之外，对于暴风雨，特别是打雷和闪电，狄金森都带着一种深沉的宿命感。
《暴风雨》（The Storm）能让我们一窥她的不祥预感：
一阵风来像号角／瑟瑟地从草丛抖过／在酷暑上蒙上一层清凉／一路上气势凶恶／我们连忙闩门关窗／仿佛是躲避绿鬼／劫难的鹿皮电鞋／刹那间仓皇撤退。【4】
狄金森觉得下雨直接让人联想到了孤独和扫兴。161851年6月，20岁的她在一个周日的晚上给哥哥奥斯丁写信。前不久奥斯丁刚离开阿默斯特，前往波士顿教书。她坐在家里的壁炉旁，暴风雨从东北方呼啸而来，她的母亲抱怨双脚冻得冰凉。“总之，我们垂头丧气，强打精神而已。”狄金森写道，“风在叹息，雨在哭泣，万物哀号，我们也几乎难以自持。我只希望，也相信，这样的夜晚，你的处境比留守者更为欢畅。”17
在其他的信件里，狄金森描述了一次马车出行中，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是怎样令她惊恐万状，“小雨——冰雹——瓢泼大雨，运用怎样的想象力才能构思出这样的绵绵细雨和倾盆暴雨”。还有另外一次，“冰冷刺骨的阵雨一场接一场袭来”，让她无法走出家门去教堂。18
在后来的生活中，她连在晴天都不再冒险外出。也许，雨水是导致她产生归隐倾向的一个比较便宜的早期归咎源头。现代研究者们则把她的归隐倾向跟惊恐障碍症或旷野恐惧症联系到了一起。不过，晦暗阴郁的天气似乎对狄金森也起了创作动力的作用。她是唯一一位可以让心理学家为文学评论中对她的揣测提供证据支持的作家。
研究者们认为，年轻时期的狄金森，在精神状况还没有变得糟糕之前，就已经患有季节性情感障碍（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了。季节性情感障碍，简称SAD，通常在冬季天空晦暗、日光稀少的月份里发作。研究表明，狄金森在春夏创作的诗篇比在秋冬两季多得多。但是，认知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雷米（Christopher Ramey）和罗伯特·韦斯伯格（Robert Weisberg）提出一个更加关系重大的问题。他们开始着手评估狄金森在不同季节创作作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雷米和韦斯伯格按季节计算了狄金森的创作，以及后来被收录进顶级文学期刊和选集的诗歌比例。在当时人们认为她患有季节性情感障碍的年份里，雷米和韦斯伯格发现，她在秋冬季节创作出绝好诗篇的占比要高出很多，虽然她在春夏两季写的诗更多。狄金森的黑暗岁月，他们总结道，“给她提供了她在诗歌创作中所需的素材”。19
在小说中，雨水赋予了查尔斯·狄更斯所有作品一种荒凉衰败感，它沿着破裂的屋顶渗透下来，或者“缓缓不断地落到”匹克威克的头顶上，“就好像它甚至都没有倾泻而下的劲头”。20在一场狄更斯式的葬礼上，雨水是从不缺席的哀悼者。它是《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的主人公之一；而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就在詹姆斯·赫德豪士（James Harthouse）问露易莎他们在哪里幽会的时候，雨水不断地发出警告，似乎在提醒婚姻不幸的露易莎千万不要发生婚外情。露易莎确信“树林中另有一名偷听者。其实那只不过是雨水正开始大滴大滴地快速降落下来”。21
黑暗中，狄更斯的想象力更奔涌而出，而他尤其喜欢在夜的漆黑中召唤出雨。已故狄更斯研究专家伯纳德·西林（Bernard Schilling）写道：“正如黑暗中的河水充斥着最强烈的暗示，暗示着它的神秘叵测、它的暗潮汹涌、它的漠不关心以及它那源源不竭的能量，雨水也在夜的岑寂和落寞中实现了它的意义。”在《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当小奈尔的祖父偷取她的积蓄时，她在漆黑的夜里从床上坐起来，“屋外雨水迅猛狂暴地抽击着，透过茅草屋顶，水花四溅地涌流下来”。22
气候学家表示，狄更斯以他笔下荒凉凄冷的天气而著称，这并非是一个偶然。他生活的年代恰好是小冰期达到最冷峰值的时期。直到1860年，以极寒和风暴为特征的小冰期持续了整整五百年。尽管狄更斯的作品描绘出一幅生动无比的景象，我们还是很难想象当时的气候环境。泰晤士河定期上冻，商人们在冰面上搭建起“霜冻集市”嘉年华。冬季白雪皑皑的伦敦在那时是司空见惯的存在，到了现在却难得一见；狄更斯的作品不禁让人对老式传统的白色圣诞节产生文化上的怀旧情结。23
我们要感谢小冰期带来的另一部英语文学经典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着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玛丽正和丈夫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拜伦勋爵（Lord Byron）在日内瓦附近度假，那是1816年的夏天，正赶上连续下了多日的冻雨。就在前一年，坦博拉火山（Mount Tambora）爆发，火山灰让太阳晦暗无光，并带来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无夏之年”。那是欧洲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寒冷的夏天。玛丽和她的诗人同伴们只好关门闭户地待在他们的别墅里，蜷缩在一堆一直燃着的炉火前。拜伦勋爵提议，他们三人都要写一个鬼故事。《弗兰肯斯坦》就是玛丽的版本。24
有些作家如雪莱，想象着雨“懊丧地敲击着窗棂”；有些作家如但丁，在他的第三层地狱中看到雨“冰冷、无休无止、凝重并带有诅咒”；还有些作家，他们在雨的银色外套上发现了美，对它对大自然的贡献赞叹不已。后一种说的就是英国小说家沃尔特·雷蒙德（Walter Raymond）。他因为“像雨一样理所当然”的比喻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这个短语首次出现在雷蒙德发表于1894年的小说《爱与宁静的生活》（Love and Quiet Life）中。语源学家们推测，这个短语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不是因为语义上的逻辑，而是因为押了头韵的缘故。以前也有类似的版本，如：14世纪的“像公羊角一样公正”；15世纪的“像直线一样准确”；17世纪的“像咱的腿一样错不了”，还有狄更斯的“像三脚架一样立得稳”。但相较之下，这些都没有哪一个像“像雨一样理所当然”让人印象深刻。
在英格兰潮湿的西南海岸边上，有一个名为维瑟普尔（Withypool）的小村庄；雷蒙德就在这个小村庄的一间老旧茅屋里写作。现在，这一整片地方都已成为埃克斯穆尔国家公园（Exmoor National Park）的一部分。休息时，他会沿着沼泽地和巴尔河（River Barle）长长地漫步。在著作《简单的快乐》（The Book of Simple Delights）中，他以优雅细腻的笔触描述着雨。当雨水令“空气充盈着沁人心脾的清新时”，大地和他都满怀感激，“即使所有的花香都混合在一起，也无法掩盖或超越这种宜人的清新”。25
我喜欢把语源学家的推测看成是错的——“像雨一样理所当然”对沃尔特·雷蒙德来说完全解释得通，搁在今天也能让人完全明白。把他算在单纯喜欢雨的艺术家行列中吧。他觉得雨就是合情合理，顺其自然。(www.xing528.com)
作为一种情节设置的手法，雨极有助于把人们强制性地安排在一起，有时这种安排让人们融洽而惬意，有时却让人很难以忍受。雨是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83年写的短篇故事《三个陌生人》（The Three Strangers）中著名的情节操控者。三个神秘的人，陆续走进一个羊倌的农舍，为了躲避暴风雨而请求加入农舍里正在举行的派对。这场暴风雨“重创了山墙、倾斜的屋顶和篱笆”，吹得小鸟的尾羽“像把雨伞一样自内向外翻开”。随后人们发现这三个人分别是：在逃的死刑犯、绞刑手和逃犯的弟弟。这几个陌生人试图让派对上的所有人都胆战心惊，接着，两个陌生人相继离开了派对；当绞刑手和一名巡警发现他们让逃犯溜走了时，就发动整个派对上的人动身去追，却抓错了人——抓到了逃犯的弟弟。次日清晨，没有人被送上绞刑架。一个多世纪以来，雨水令这个故事始终魅力不减——它不仅令情节真实可信，并让故事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里，而且，在宗教观念极其虔诚的哈代看来，雨水又象征性地把绞刑者和死刑犯放在平等的位置上：雨水不偏不倚地落在合法者和非法者的身上。26
通常，雨水出现在小说或银幕上，象征着不幸或厄运即将到来。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929年写作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里尽是预示不幸与覆灭、宿命与死亡的雨水，但同时这雨象征着期望。就在海明威让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c Henry）的情人在难产中死去后，他用这样一个结句来结束了这个悲伤的轮回：“我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房间，走出医院，冒雨回到了旅馆。”
为了给这本书画上句号，海明威写了47个备选的结句，最后，他选定让亨利冒雨走回了旅馆。这些结句中，有的太过明媚，大多还是跟雨有关。但是，没有哪一个结句能跟他最后选定的这个起到一样完美的效果——雨水替代了一个无法宣泄悲伤的男人的泪水。27
雨水也同样有助于涤净角色所犯下的过失。美国小说家爱德华·刘易斯·华伦特（Edward Lewis Wallant）在30岁去世之前，人们将他与贝娄【5】、罗斯【6】相提并论。在他的小说《典当商》里，华伦特就运用了雨水象征涤净的作用。他用暴风雨中的行走预示着一个麻烦缠身的年轻角色的赎罪之举：“他身上邪恶狰狞的狂喜，被一干二净地排走了，接着他走回了家，身体蜷缩成一团，被瓢泼大雨牢牢钉在了地面上。”28
跟雨水的涤净作用相反的是：它也能轻而易举地让你裹一身泥。29在《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中，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让她那被人抛弃的可怜角色哈格尔，为了赢回心上人奶娃，把她母亲和外祖母的最后两百美元全部挥霍在了商场采购上。为了把自己转变成奶娃渴望的那种女人（肤色更白的标准美人），她将大把大把的钱花在买胸衣和短裤、吊袜束腰带、尼龙长衬裙、高跟鞋、套装、“青春无限”牌乳霜、雨林红口红上。她顶着狂风暴雨，一路亢奋地走回了家，结果，她的长筒袜被撕破了，白色的套装上沾满了泥浆，脸上的脂粉糊成了一片，腮红一条条从脸上流走，头发仿佛“一片潮湿又杂草丛生的浅滩”。没过几天，她就高烧不退地死了。一想到自己浑身泥垢、狼狈不堪的样子，她的眼里就涌起了“比雨温暖得多也古老得多的水”。30
定居西雅图的作家蒂莫西·伊根（Timothy Egan）曾写过一本优美抒情的美国西北部地区的旅行游记《好雨》（The Good Rain）。他也曾单独对他所在城市的作家们进行过一番非正式的研究，想了解他们是否是在天空阴霾、心情晦暗的压抑时光中完成了自己最好的作品。“创造力需要绝望的季节，”他写道，“在日历牌上的晦暗时期，大地了无生气，所有一切都显得悲伤沉闷、无精打采、乏味冷清、冰寒刺骨，而这时的作家、厨师、艺术家及各种类型的修补匠、发明家们，却都处在他们最高产的创作时期。”31
伊根走访西雅图那些坐在笔记本电脑后面或拿铁咖啡店里的作家时，他的猜测也在逐步得到印证。他采访的作家们不少觉得自己在晦暗压抑、日光稀少的冬日里“有股无法遏制的写作冲动”。移居西雅图的珍妮·肖特里奇（Jennie Shortridge）说她在丹佛花了七年的时间完成首部小说，那里平均每年有300天能见到阳光。“而当我搬到西北地区之后，我用了十五个月就完成了第二部小说，接下来我以每两年一本的速度写出了之后的小说。”她告诉伊根，“黑暗和寒冷让我待在了我的书桌旁。”
文学的灵感取决于雨水的种类，佛罗里达州的文学教授托马斯·哈洛克（Thomas Hallock）说道。佛罗里达州的日照量出了名地让作家难以坐在他们的书桌旁。西雅图和曼彻斯特有一种雾气蒙蒙的基调，“狂风暴雨则完全不同”，哈洛克告诉我，它们是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小说《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中的船只失事事件的灵感来源。小说的标题来源于1928年的一场飓风。这场飓风令南佛罗里达州的奥基乔比湖（Lake Okeechobee）决堤。湖水冲破了泥土防护堤，夺走了2500人的生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的黑人劳工，被淹死在湖南面的农田里。
赫斯顿令她的暴风雨作恶多端；海明威也如此，他创作的文章《谁杀死了兽医？》（Who Murdered the Vets?）正是对1935年劳动节飓风（Great Labor Day Hurricane）作出的回应。这场飓风重创了整个佛罗里达群岛（Florida Keys），夺走了500多名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人的生命。他们大多是一战时期的老兵，飓风期间，他们被派去修建一条连接低洼群岛的高速公路。
如果热带天气能够激发作家在键盘上敲出戏剧性的疾风暴雨，那么雨势稳定的蒙蒙细雨则解释了伊根的西雅图为什么始终赋予人旺盛的创造力，同时也解释了冰岛的人均作家及出版书籍数量为什么会高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据说，每十个冰岛人中就会有一个人将出版书。32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90％的时间都被云层笼罩着。降雨的可能性（通常是中型阵雨或蒙蒙细雨）很少低于70％。在这里，阅读与写作是非常舒适又愉悦的消遣方式（你可以在加油站买到书），其流行能够追溯到13、14世纪。那原本是冰岛历史上萧条、凋敝而又孤立的一段时期，籍籍无名的作家们开始把那些冰岛著名的传奇和史诗付诸笔墨。
那些爱尔兰人所说的“温和的日子”在这座降水丰沛的岛屿上成就了一批经典作品，爱尔兰对文学的贡献远远超越了这个国家相对窄小的国土面积。雨水及其犀利的晦涩感赋予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叙述一种扣人心弦的悬念感。在《都柏林人》（Dubliners）当中，他的男孩叙述者听到雨水“敲击着土地，连绵细密的水针在湿透的地床上飞针走线”。在四节的诗歌《雨的礼物》（Gifts of Rain）中，雨水送给了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大洪水时代以前层层的黏土，让他去寻找失落的家园、失落的过去、失落的语言和失落的生活方式。33这首有关水的文字游戏诗是希尼最喜欢的作品，他常常把它大声地朗读；它也是评论家们的最爱，他们将它称为希尼反映爱尔兰内战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雨，灰蒙蒙的天空，还有闪电，这些也都频频出现在塞缪尔·贝克特【7】的作品中，他的文学传记作家们记录道，他喜欢在自己那雨水纷飞的布景中只仅仅透出一小束光。34
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岁月流声》（Radio Days）是一部向20世纪40年代前期无线广播及罗卡韦的黄金岁月致敬的电影。电影中，艾伦总是选择在天光极其昏惨的日子里，展现他那老旧的海滨住宅区，天空、海洋都包裹在阴雨中，寒风冰冷刺骨，海浪汹涌拍岸。“如果我把过去浪漫化了，那么请原谅。”艾伦自白道，“我是说，它其实并不总是像这样狂风怒号、暴雨倾盆。但是，这就是它在我记忆中的样子……因为这是它最美时候的样子。”35
听到这里，观众总是报以大笑。对于这一点，艾伦非常不理解，他在随笔《伍迪·艾伦谈伍迪·艾伦》（Woody Allen on Woody Allen）中写道：“我并没有开玩笑。在我看来，这样的景象是美的。我总是在天色晦暗的时候拍外景。如果你看看我这些年里拍的电影，你就会发现电影中的天气从来没有晴朗过，天总是灰蒙蒙的。你可能会觉得纽约下雨下得就跟在伦敦似的，觉得纽约总是阴冷晦暗。我喜欢下雨的念头。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景象很美。”
电影中，雨水总是为影片的文学隐喻增添独具风格的活力：悲痛欲绝、涤净灵魂、预示覆灭、消除不平等。最后一点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最爱，他似乎在他的每一部电影中都用到了雨，包括《七武士》中气势磅礴的片尾大决战。意大利裔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也钟爱雨，因为雨水能够赋予电影强大的情感渲染力，正如在《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中所体现的那样。雨，卡普拉曾经说过，“对我而言是一剂春药”36。
当艾伦把雨水写进场景，而好天气却干扰拍摄计划时，他就会用造雨机器来覆盖整个拍摄布景。电影造雨机器外形类似美国中西部地区沿着干渴的大豆农田匍匐前行的大型条播机——只不过造雨机器被装置在吊臂上、高高地悬于空中。而对于那些拍摄低成本电影的导演们，特效公司还会出租给他们体积较小的雨塔；为拍摄特写镜头可伸到演员头顶上方的雨水棒；安装在车顶上的雨水杆；能够朝倒霉的演员头上倒下3220升水的倒水槽；还有可以连接水管的雨水窗，它能够制造出雨水沿着玻璃窗哗哗流下的孤寂景象。
借助造雨机器拍摄影片，情况比拍摄其他外景复杂得多。这些机器每天增加数千美元的制作费用。雨水制造机发动时发出的巨大声响，会淹没演员们说话的声音，这又给后期增加了大量编辑的工作。为了拍摄每一条镜头，演员们得吹干头发，重新换上一套新装，接着再坚定意念准备迎接下一场暴雨。为了《蒂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的最后一个亲吻镜头，工作人员为奥黛丽·赫本准备了两个更衣间，拍了八条镜头，不断在“潮湿的赫本”和“干燥的赫本”间转换。37
然而，艾伦说，他很遗憾有时他需要制片人说服他摆脱愤怒。天下雨的时候：“人们就只待在自己家里不出去。他们寻找遮风避雨的地方。他们缩在家里享受庇护。他们从外面跑进屋内免遭雨淋。他们走进室内，在室内活动。”38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跟雨最终会落在所有人类活动之上一样，雨中一定会发生浪漫的故事，至少在电影里一定会。一个电影史上人们最熟悉的场景，在1952年的音乐剧《雨中曲》（Singin'in the Rain）中，欢快到忘乎所以的吉恩·凯利（Gene Kelly）在城市人行道的水坑里翩翩跳起了踢踏舞，恣意嘲讽着伍迪·艾伦电影里那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暴风雨。
冲着大雨放声唱，张开手臂拥抱雨，脱下帽子仰头面向雨，凯利似乎像爱上戴比·雷诺兹（Debbie Reynolds）饰演的天真姑娘一样爱上了雨。这部电影赞美着雨水的轻快与昂扬，赞美它远比阳光浪漫得多的独特与突如其来。
年轻的爱尔兰电影制作人克莱尔·迪克斯（Claire Dix）在她献给爱尔兰和雨水的短篇颂歌《倾盆大雨》（Downpour）中同样活泼欢欣地赞美着雨。这部三分钟的电影开场时，一位新娘穿上了婚纱，窗外雨水沿着窗户划出一条条水痕。尽管背景中的母亲在电话中不停地抱怨着雨，新娘却快乐而又平静地回忆起那些构成她和她即将要嫁的恋人之间浪漫的雨中时光：他们在瓢泼大雨中的一个汽车站相遇；他们在雨中的海湾里游泳；在雨中宿营；在四下稀里哗啦的雨声中激情地相互抚爱。
迪克斯成长于爱尔兰西南海岸的西科克（West Cork）。在那里，强劲的大风和瓢泼的雷雨已经和蜿蜒参差的绿色海岸线一样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迪克斯在给爱尔兰电影局（Irish Film Board）提供的一个资金赞助项目构思时想到了《倾盆大雨》的创意。项目要求所有的参与者拍摄一部以“爱尔兰，我爱你”为主题的短片。“雨水令爱尔兰成为我们国家今天的面貌，而《倾盆大雨》就是要歌颂我们与雨水之间爱恨交织的情感。”迪克斯说，“我问自己，‘哪一天如果下雨，全世界都会认为这真是糟糕透了？’于是结婚闪过脑际。”
《倾盆大雨》斩获了无数奖项，从爱尔兰剧作家和编剧家协会（Irish Playwrights and Screenwriters Guild）的最佳短篇剧本奖到在波士顿举办的爱尔兰电影节（Irish Film Festival）的“导演选择短片奖”。汹涌而来的荣誉令迪克斯有些不知所措；她为把一部爱情电影的背景设定在雨中而多少觉得紧张，因为她知道自己正冒着可能拍出一部爱尔兰老掉牙影片的风险在工作。
雨水犹如玫瑰一般浪漫，也像玫瑰一般容易被滥用，就像《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结尾那个著名的大雨瓢泼的场景。被雨水沾湿双眼、浑身湿漉漉的安迪·麦克道威尔（Andie MacDowell）告诉休·格兰特（Hugh Grant）：“天还在下雨吗？我刚才一直没注意到。”这句让人难以信服的台词经常被评为影史上最烂的电影台词之一。39不过，他们随后的接吻，却又是影史上最受影迷欢迎的雨中亲吻。同样榜上有名的还有凯利和雷诺兹在《雨中曲》中的亲吻；奥黛丽·赫本和乔治·佩帕德（George Peppard）在《蒂凡尼的早餐》结尾处的亲吻。还有许多雨中吻的现代演绎，如《蜘蛛侠》（Spider—Man）中克尔斯滕·邓斯特（Kirsten Dunst）与托比·马奎尔（Tobey Maguire）头脚倒置的亲吻；《双面情人》（Sliding Doors）中约翰·汉纳（John Hannah）与格温妮斯·帕特洛（Gwyneth Paltrow）招来灾难的一吻。这一设置无疑追随了有亲吻镜头的亲昵场面都在雨中的定势思维，但它们都没有米基·洛克（Mickey Rourke）和金·贝辛格（Kim Basinger）在爱情转瞬即逝的《爱你九周半》（9½Weeks）中的雨中吻让人印象深刻。
当迪克斯在2010年结婚时，她和新郎冒险举行了一场户外婚礼。婚礼是在爱尔兰俯瞰大海的羊头半岛上举行的。那天是西科克一个异乎寻常的好天。“天气不可思议地晴好，是我们这里从未有过的晴天，”她说道，“你不可能在这样的天气里写出一个剧本来。”
在人类与雨的关系中，艺术的内容折射出它交织的爱与恨、洁净与污浊、祝福与诅咒的双重特征。这一平衡性也一样体现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雨可以成为贝克特戏剧中的先锋表现元素，也可能沦为一部爱情小说中让人尴尬的煽情工具——或者在电影中运作得太过狂放的造雨机器。
1713年，讽刺大师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拿文学风气开涮，他给踌躇满志、急于想写出一部史诗的诗人们开出一剂讥讽的配方。要想召唤出一场暴风雨，他建议：“先得找来欧洛斯【8】、仄费洛斯【9】、奥斯忒耳【10】和玻瑞阿斯【11】，把他们全都扔进一个花瓶里。再加上雨水、闪电和雷鸣（你能制造的最响的雷声）。”最后，“把你的云和海浪充分地搅拌在一起，直到它们形成泡沫，然后再在故事的各处用危险重重的困境来渲染你的描述。在你一口气把它们吹散前，在脑中充分酝酿好你的暴风雨”。40
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没有留意到这则讽刺玩笑。他创作出一些西方文化里最隽永的语句，如“言语胜过刀剑”和“万能的金钱”。但是他为1830年写成的小说《保罗·克里福德》（Paul Clifford）开篇选择的七个词——“这／是／个／漆黑／并／风雨交加的／夜晚”——给自己招来了文笔糟糕的永久恶名。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z）的史努比可能为巩固布尔沃—利顿的文学口碑作了最多努力，他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狗屋打字机上敲出这句话。41
这七个词只是一句整话的一部分，这句话接下来是这样写的：“雨水滂沱而下——极少停歇，这时，一股劲风席卷过街巷（因为我们的场景设置在伦敦），沿着房顶呼啸而过，猛烈地摇曳着对抗黑暗的零星灯火。”42
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在他1894年面市的小说《自封伯爵的美国人》（The American Claimant）中开篇就向读者宣布：“天气在这本书里无迹可寻……以前很多读者想把一本小说从头读到尾，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天气所造成的延误。”
吐温交给读者一份荒谬的附录，列了一堆辞藻华丽的天气描述语，供读者自由挑选：“乌中带着红棕色的云块厚厚密布着，黑压压地笼罩在低矮房屋蜷缩在一起的丑陋景色之上，云层中，一团炽烈而又喑哑的红光燃烧着；远方，云层从上到下一片一片堆叠起来，高高地覆盖在蒙眬暮色中的山墙和烟囱之上，散布开一层死寂的感染了麻风病的忧郁气息，泛着荧荧光亮的晦涩黄斑遍布其间，‘黑色瘟疫’也飘在雾中，微弱的闪电不时地划开雾气的表面。”43
吐温在自己想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预言了一个世纪之后，一位英国摇滚乐手滑稽嘲讽的忧伤主义的诞生。
一位音乐记者曾经问过年轻的史蒂芬·派崔克·莫里西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被枪口抵着要求离开英格兰，他会去哪儿？莫里西的回答是根西岛（Guernsey Island）或泽西岛（Jersey Island），英属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的两大行政区。虽然都隶属于英国王室，但是这两座岛能让你尽可能地靠近英国，却又不是真正地待在英国。
“没有洛杉矶吗？”这名记者问道。
“没有。我需要勇气和挣扎，而洛杉矶实在太美好了；人们一旦到了那里，就变得不再真实。经常而又重复性的满足对人类的精神并不好。我们都需要雨水，需要古老而又有益的绝望。生活不能全是吃喝玩乐。”44
令全世界的忠实粉丝沮丧的是，史密斯合唱团仅在一起创作了五年音乐之后，就于1987年解散了。莫里西和马尔再也没有说过话。莫里西继续发掘他那招牌性的忧伤，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仇恨万岁》（Viva Hate）一炮走红。他被誉为“忧伤教主”（The Pope of Mope）。单飞之后，他十次打入英国单曲榜前十名的位置。不过，他后来的专辑销量却逐渐减少。
我情不自禁地想知道，后来莫里西的音乐是否依然还在怀恋晦暗阴郁、淫雨霏霏的曼彻斯特。在千禧年到来之际，他换了居住地，搬进了世界一角的新居。451939年，新婚燕尔的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卡洛尔·隆巴德（Carole Lombard）买下了这片田园庄园。两人共同将之修缮一新，但是，仅在那里共度三年美好时光之后，隆巴德就在飞机失事中香消玉殒，时年33岁。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也住在这里：他就租住在这片房产附近的一间小别墅里，那时他心力交瘁、才思枯竭，剧本写作跌入低谷，正被命运一步步推着走向死亡。46
莫里西的这片房产就位于万特乐大道（Ventura Boulevard）的南侧，位于阳光明媚、雨水稀少的洛杉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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