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8月,来自华盛顿的专利律师罗伯特·圣乔治·达伦福斯(Robert St. George Dyrenforth)乘火车来到了得克萨斯的米德兰市,该市的火车站位于荒凉的南方平原之上。达伦福斯先前已派发来一节车厢,车厢里装了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杂物:迫击炮、木桶、气压表、通电用导线、7吨铁屑、6桶爆破火药、8吨硫酸、1吨钾碱、230千克氧化锰、一台制氧装置、一台制氢装置、3米高和6米高的平纹细布气球,以及制作巨大风筝的各种材料。1
达伦福斯和他的古怪车厢,还有一个专家团,受到了当地牧场主们的欢迎。2一名学者打趣地说,达伦福斯的专家团,“各个专家都知识渊博,有些在孜孜不倦地追寻理论知识的时候,渐渐地掉光了头发”。他们乘着骡子拉的车,朝西北方向跋涉了32公里,来到了全国最大的牧场之一。牧场主是芝加哥的一个肉类加工大王。他的这个牧场绵延覆盖了四个干燥的县。
戴着木髓太阳帽、穿着泰迪·罗斯福【8】狩猎时的齐膝猎靴,这群镇外来客跟戴着牛仔帽、穿着牛仔靴的牧场主们形成了令人尴尬的对比。3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城里人和牛仔们共同合作,按照达伦福斯的要求,搭建起数条“战线”——也只能这么说了。
沿着最前一条战线,达伦福斯搭建起60门自制的迫击炮,每门炮之间间隔46米。这些迫击炮架设在放置于地面的车轴箱之上,以45°角指向天空。同样在第一条战线之上,达伦福斯“通过往土拨鼠和獾的洞里放进达纳炸药和拉克洛炸药,制作了一些地雷,进行了几次爆破”4,他报告道。
在距离第一条战线800米的后方,达伦福斯建立起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全部由自制的导电风筝构成。每一只风筝都有家里餐桌那么大。他将这些风筝交错架设于迫击炮之间。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放飞它们,他就把风筝系在“牧豆灌木、干旱灌木和金合欢上”5。
在距离这些风筝800米之后的平缓斜坡上,达伦福斯又用3米高和6米高的气球与一台充气的制氢装置架设起最后一条战线。现场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一个头戴木髓太阳帽的人,正站在高高的野草之中给一只大到可笑的气球充气,他的身后有一架风车。这张黑白照片不禁让人想到了桃乐茜【9】的重返堪萨斯之旅,这画面和故事中的描述非常契合。
但是,达伦福斯是真实存在的,他的战略部署也是真的。他打算把西得克萨斯上方的天空炸个底朝天,试图借此强行给这片区域带来降雨。不仅如此,这一切的费用全由美国国会来承担。
1825年,伊利运河【10】开通,纽约人欣喜异常,为此,他们举行了一系列自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以来规模最盛大的庆祝活动。在运河沿岸的城市和乡镇里,成千上万的人或涌向海滨的派对和游行,或登上装饰喜庆的船只,前去加入一支从布法罗前往奥尔巴尼、再沿着哈德孙河到纽约市的小型舰队。“人们的欢乐,啊不,人们的兴奋,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名记者不无夸张地描述道,“此前,人们还从来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生气勃勃、五彩缤纷、美丽而又辉煌的时刻。”6类似这样爆炸的噪音也从来没有听过。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在10月26日,阳光明媚的星期三上午举行。当蒸汽船“塞内卡酋长号”(Seneca Chief)下水进入布法罗的运河时,一名炮手点响了第一门炮,重14.5千克的大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啸,长鸣致礼。这些大炮沿着将近640公里的河岸每16公里架设一门。位于第二门大炮处的人听到第一门炮的轰鸣声之后,立刻开始点火,然后这样沿着河岸,让炮声依次延伸至大西洋的桑迪胡克(Sandy Hook)。7
伴随着大炮的轰鸣,一同长长响起的是所有枪支的礼节性鸣枪。这些枪支可能都来自“1812年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海军大捷“伊利湖战役”(Battle of Lake Erie)。舰队经过每一个乡镇时,当地居民也会放起“震耳欲聋”的烟花,炮兵鸣炮致礼。哪怕最小的村庄也决心举办出跟大城镇里一样喧闹而又精心设计的庆祝活动。8除了猛烈的炮声外,每一个城镇里还敲响教堂的钟,举行有仪仗乐队的游行活动。在每一个运河边的派对,每一艘船的甲板上,也都有乐队。很多家庭点起他们自己的焰火,鸣响自家的火枪。
整天整夜,天空噼里啪啦轰鸣不歇,噪声足以令心脏脆弱的人休克,令死者复生。但之后,星期三庆典日的蓝天转而变冷,阴霾,令人扫兴的大雨让第二天的游行被迫取消。于是一种观点开始传开,认为正是噪音太大,所以招来了雨。
雷鸣既能招来雨水,又能赶走雨水。这一信念,嗯,跟打雷、闪电、下雨一样古老。在中世纪的欧洲,教堂的撞钟人还得密切注意猛烈的暴风雨。在那段阴冷晦暗的年月里,一场暴风雨贻害无穷。他们一看到黑色的雷雨云,就会跑向教堂的尖塔,咣咣当当地敲起钟来——不是为了提醒村民,而是为了驱散风暴。(在避雷针还没出现的年月里,攥着从村庄最高处悬挂下来的潮湿绳索一端,可不是什么赶走暴风雨的明智做法。在启蒙时代到来之前,撞钟人被闪电击毙的事件时有发生。9)
自普鲁塔克【11】生活的时代起,降雨还跟战争联系在一起。这位古希腊散文家写道:“异常的大雨通常会在重大战役结束后倾泻而下;不管是某个神明用天庭的阵雨来冲刷、涤净被玷污的大地,还是浓重潮湿的水汽自血腥、腐败的战场上蒸腾而起,空气都因此变得滞重。”10到了18世纪,战争与雨水之间的种种传奇逸闻早已跟机枪重炮的轰鸣联系到了一起——不过,作这番联系的,不是科学家,而是包括拿破仑在内的军事将领们。11
1842年,美国政府正式聘请了首位气象学家,杰出的詹姆斯·波拉德·埃斯比(James Pollard Espy)。12埃斯比在美国及欧洲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一直以来,埃斯比都在支持美国全国气象观测者系统——“如今预测下雨唯一所需要的信息”。他的降雨对流理论认为,风暴是由上升的柱状形暖湿气流引起的。这一理论远远领先于它的时代,它不仅为他赢得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的“麦哲伦奖”,还给他带来了一个绰号,“暴风雨王”。
然而,他原本备受尊敬的职业生涯却出现了一个差错,那就是他的智识突然转向了以火造雨。虽然大多数人(并非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正是炮火震耳的轰鸣声导致了雨水追随战争,甚至追随着7月4日的庆祝活动而降下,但是,埃斯比却认为,降雨来临的真正原因是对流热。因此,他开始深信,砍伐、燃烧大片森林会给干旱地区带来瓢泼大雨。他提议,政府应当沿着西部地区边缘,从五大湖区至墨西哥湾,保留住一大片长长的木材地带。当人们亟须降雨或只是定期来一场雨时,就可以在某地燃起大火,这样长长的雨幕就会形成,然后向东横扫过数个州,最终抵达沿海岸边,既灌溉了庄稼,也满足了农民的心愿。13
埃斯比的批评者们并不担心他的计划会失败,却很害怕他的计划会成功——把降雨的能力置于联邦政府的手中。这一想法尤其令南北战争爆发前的南方人深为警惕。14“他可能会用绵绵不绝的云层把我们重重围住,然后再编造地球不会再被雨水淹没的诺言,”肯塔基的一名参议员争论道,“如果他拥有了诱发降雨的能力,那么他也有可能有扣留雨水的能力。”15
整个19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南方国会议员成功地阻挠了埃斯比想要通过操控焚烧引落雨水的提案。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他们一直视他为政府控制的一个危险象征,“我不会将这样的权力拱手交给国会”16,一名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在19世纪50年代声称。降雨的“权力只有上帝才能够公正地支配。要是你把它拱手交给自私自利的人类,由他们处置,那么只会让富有的人更富有、贫穷的人更贫穷”。
19世纪90年代的一场严峻的干旱最终令国会下定决心投资造雨实验。这一长达十年的干旱带来的唯一补偿性好处是它粉碎了铁路公司和其他造势者们拼命鼓吹的“犁落雨至”的说法。17很显然,铁轨的铺设和电报线的架设并没有把雨水带到平原。正如约翰·威斯利·鲍威尔在他的《美国干旱地区土地报告》中提到的。并且,他还提醒,人类拓荒正在以别的方式改变水循环:砍伐一空的森林意味着雨水径流会变多,而地表蒸发会减少。18灌溉减少了流进湖里的水量,排水管道的挖掘则意味着沼泽地在逐渐干涸。
鲍威尔对不幸的小农的预言正在逐渐地变成现实。虽然被人们十分怀念地称作“欢乐的九十年代”(在英国则被称作“淘气的九十年代”),然而,对像尤赖亚·奥布林格这样在年富力强时进入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南北达科他州,开荒破土,努力实现国家的愿景的农民来说,19世纪90年代只意味着惨淡。只是最终,他们坚信美国人会战胜气候、甚至控制气候的信念仍然十分强大。那些对于这门新兴的气象科学知之甚少的人似乎是这一信念最为狂热的信奉者。
最先提出“震荡降雨理论”的人,是一位在纽约参加“伊利运河”派对的司仪神父。19J. C. 刘易斯(J. C. Lewis)“在‘伊利湖’和‘哈德孙河’交汇处举办的庆祝仪式上注意到,炮火鸣发之后,充沛的雨水随之而至”。20在内战爆发之年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刘易斯在写作中提到了内战爆发后不久进行的布尔河战役【12】。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战场上就下起了“整整一天的雨,一直下到了深夜”。
数个世纪大雨滂沱的战场,炮火从“伊利运河”上方的天空炸下雨水的亲眼见闻,以及内战甫一开始就激烈非常的战况,“已经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刘易斯在186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沿线遍设的重型炮台,一齐开火之后制造出的巨大空气震荡,造成了水蒸气集结,通常接着在当天或隔天就会降下异常大量的雨水”。21这封信被刊登在美国首份科学期刊《美国科学与艺术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上。
在潮湿的南方缓慢推进的战争大大传播了这一看法。在偏远荒蛮的沼泽中战斗的经历让成千上万的军官和士兵深信,炮火带来如注的雨水。22联邦军和南部邦联的军队都这么认为。缅因州州长约书亚·张伯伦(Joshua Chamberlain)早先自愿加入联邦军,后来升任为准将。他和许多人一样目睹了雨水如何紧随着艰苦的战役,因此对这一看法深信不疑。张伯伦提到,涤净大地的雨水跟随到了“安蒂特姆、弗雷德里克斯堡、钱瑟勒斯维尔、葛底斯堡、怀尔德尼斯、斯波齐尔韦尼亚、贝塞斯达教堂、彼得斯堡、五岔口”,也降落在多次密集、激烈的交火之后。“这一现象那时就引起人们注意了,并且,直到现在仍被很多可怜的家伙铭记不忘。他们就跟我一样,在这样的交火过后,身负重伤,躺在了战场上——因为,对于被即将推送至‘死者’行列的可怜身体而言,这些雨水是安慰它所遭受的高烧和痛楚的镇痛良剂。”23
1871年,退休的内战将军、芝加哥土木工程师爱德华·鲍尔斯(Edward Powers)出版了他的专著《战争与天气》(War and the Weather),又称《人工造雨》(Artificial Production of Rain)。在书中,他回顾了两百多场战役,以此表明,雨水通常会跟随着炮火的袭击,在一到两天之内到来。鲍尔斯敦促政府对“这一看法的真实程度进行验证,并界定这一情况发生的限制及条件”。他建议,从位于伊利诺伊州罗克艾兰(Rock Island)的联邦弹药库里提取两百支不再使用、口径不一的攻城加农炮,来进行两个实验:一个实验的目的是证实暴风雨是否能够在晴朗无云的天空里被制造出来;另一个则是证实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是否能够人为使之偏离自然的行动轨迹。24
虽然鲍尔斯从大众那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特别是许多内战的老兵站在他这边,但是,很多科学家依然对此持怀疑态度。鲍尔斯的见识似乎不可救药地落后于19世纪科学对于大气及降雨的了解。官方的气象学家们不认为火药爆炸能够带来降雨。内战一直是在国家最潮湿的地区进行的,正常情况下那里每隔几天就会有场降雨。25
但是,过去也好,现在也罢,国会一直都不怎么受它的科学家的影响,倒是更容易被无知的大众牵着鼻子走——特别是全国那些因为干旱而遭受损失的大农场主。查尔斯·本杰明·法威尔(Charles Benjamin Farwell)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他在得克萨斯拥有广阔的牧场。1890年,他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26这项法案批准划拨9000美元用于进行震荡降雨的户外实验,实验由农业部辖下的林业局负责进行。当时林业局的主管是出生于普鲁士、受过良好教育的伯恩哈德·费尔诺(Bernhard Fernow)。27他是美国第一个受过正规培训的林业官。费尔诺根本不赞同他被任命监管的这个项目。他抱怨他既没有人手也没有办法把炮火射向天空;他还抱怨如果按照国会提议的方式使用联邦的钱,“那么他们将会一无所获”。28
他的抱怨和嘲讽导致他“被免于参与策划和开展”造雨实验,这令他如释重负。然后,这个项目又被委派给了农业部副部长;副部长也抽身而退,把整个项目交到一个特殊代理人的手里,由他全权负责。这个代理人就是罗伯特·圣乔治·达伦福斯。29此前,他曾多次就震荡降雨跟法威尔参议员交流过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达伦福斯为什么在1891年8月带着他的炮台和气球出现在得克萨斯大草原上的原因。“一名华盛顿的专利律师,却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了解炸药和该如何使用炸药,”林业局主管费尔诺评论道,“我强烈建议大家准备好方舟迎接大暴雨。”30
8月9日晚上,上了年纪的鲍尔斯将军,即《战争与天气》的作者,来到得克萨斯与达伦福斯会合。实验还没有开始,这一行人先进行了几次地面发射练习。第二天,下雨了。有人通过电报告知了法威尔参议员,参议员又提醒了各大报纸,于是报纸对这一重大新闻进行了连篇累牍报道。“他们制造了雨。”丹佛的《落基山新闻》(Rocky Mountain News)写道。“大雨降临,绵延数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宣称。“让天出现了豁口。”31《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如是报道。
但是,当真正的实验开始时,达伦福斯的三条战线全都出了问题。32自制的迫击炮没能制造出很大的震荡,因此,随从人员就在土拨鼠洞里(“噪音不大”)或大块扁平石头上(“在空中震荡效果很明显”)点燃了达纳炸药和拉克洛炸药。另外,气球在风中不易控制,导火线太长;他们设法引爆的一只3米高的气球,在飘过数公里之后,才让他们听到一声微弱的爆炸声。
第一只气球爆炸之后,并没有雨水接踵而至。但达伦福斯依然报告,黑色的云“在西至西南地区聚集起来,云中降下大量的雨水,并伴随有闪电”33,仿佛要把这一切归功于这只气球,然而这只气球却飞往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在他递交给国会的60页报告中,他经常不无诱惑地描述“草叶上的露珠”或地平线上清晰显现的暴风雨云——这给读者带来了浑身湿透的感觉,也间接给他自己表了功,即使实际上根本没有下过雨。
自8月17日上午开始,连着十天,这些天空战士们点炸药、投炸弹、朝着天空放火炮,放风筝、炸气球,一切都照着一个杂乱无章的日程表进行着。而这张日程表似乎一半取决于人员的身体状况(很多人因为喝了高碱性井水而生了病),一半取决于天气及刮风的情况。
连着十天,这片农场在不同时段迎来了降雨,达伦福斯带着欣喜对每一个雨点进行了汇报。这一举动惹恼了被派到前线监控实验的联邦气象学家乔治·柯蒂斯(George Curtis)和现场仅有的两名记者。他们一个来自《芝加哥农具新闻》(Chicago Farm Implement News),另一个来自《达拉斯农牧场》(Dallas Farm and Ranch)。
《芝加哥农具新闻》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正值米德兰的多雨时节。“北美季风”通常在六月中旬至九月中旬期间横扫这一地区。即使在干旱时期,得克萨斯的中西部、新墨西哥及亚利桑那通常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节经历几场雷雨和普通降雨。
在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进行震荡降雨实验,以及之后在埃尔帕索、科珀斯克里斯蒂和圣迭戈进行同样的实验时,达伦福斯和他的团队凭早已被气象局预测到的降雨,落在离实验地相当一段距离之外的阵雨,甚至爆炸还未开始就已经落下的大雨邀功请赏。农场的记者们有时亲眼看到木髓太阳帽们朝着大雨漫天的天空开枪放炮。34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报纸并没有派记者驻扎现场。他们也没有查看天气预报来验证达伦福斯团队发布的鼓吹性质的特别报告。非但如此,他们不仅跟着天花乱坠地胡吹,还自行添油加醋。35《华盛顿邮报》把8月18日的0.5毫米的降雨说成是“一场大雨”,雨水在一场爆炸之后立即尾随而至,并连续下了4个小时20分钟。《纽约太阳报》称这场实验“非常成功”,因为它在约26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引发了6个小时的降雨。这家报纸预测,“今年冬天将会有不止一名国会议员在口袋里装着造雨支票前往华盛顿”。36
《纽约太阳报》的预测大体兑了现。第二年,国会再一次置联邦科学家们的建议于不顾,又批准了1万美金,用于1892年追加进行的造雨实验。37
第二年,大众和报刊开始发现,造雨的说辞是怎样跟伪称造雨的现实大相径庭的。1892年10月底,造雨团队从华盛顿出发,穿过波托马克(Potomac),到迈尔堡,进行几种新型炸药的试验。夜间的轰炸没有让天上倾泻下什么,除了从卧室的窗户里招来了17种不同语言此起彼伏的咒骂,华盛顿人抗议他们的酣眠受到了打扰。38在迈尔堡进行了数次初步轰炸之后,造雨者们又辗转至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十一月,这支考察团队在该市以北的阿拉莫海茨(Alamo Heights)建立了法威尔营。在感恩节这一周,联邦军队协助侵袭了天空。到了十二月上旬,因为雨水寥寥或滴雨不下,达伦福斯开始遭人抨击。“这个计划像火箭一般升空,却像棍子一般落地。”39《圣安东尼奥晚报》评论。
圣安东尼奥晴朗无云的天空结束了政府19世纪的造雨实验,也给达伦福斯带来一个难以拒绝的外号“得啦达斯福斯”(Dryhenceforth,“从今往后干燥无雨”的意思)。当他写信给美国农业部部长J. 斯特林·莫顿(J. Sterling Morton),询问他1892年预算中还没拨下的5000美元时,莫顿的回复是“我们再也不想用政府的钱来炮轰云层了”40,并说没有花完的余额会返还给财政部。
先前被派来监控米德兰实验的联邦气象学家柯蒂斯,他的批评性报告从来都没有被发表过。在一系列文章及一封写给费尔诺的直截了当的信中,他言辞激烈地谴责了政府贸然进行造雨实验的莽撞举动。他说美国大众被误导了,而联邦政府负有部分责任。毫无章法、仅由一人管理的实验却被当作了值得信赖的科学工作。它们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又被许多报纸当作成功的事例来报道。柯蒂斯警告道,即使在现实中这些实验都失败了,政府这一作为本身就导致大众对造雨怀有错误的信念。这令人们更容易上骗子们的当。41而这些骗子现在就出没于干燥的地区,仿佛他们本身就是从云中而来一般。
辗转于炸药、化学物品和气体之间,行动神秘,这些19世纪后期的造雨者们——因为他们造雨的配料气味刺鼻,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气味制造者”——在久旱无雨的大平原上,成了最忙碌的一群人。42总体而言,他们中似乎既有认真研究造雨造福者,也有骗子。在整个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政府购买了成吨成吨的炸药,试图轰炸下雨水。在内布拉斯加西北的锅柄状地区,农民们结成“雨神会”(Rain God Association),募集1000美元购买火药。在七月炎热的一天,他们在几座高山顶架设起长达400千米的“雨神台”炮火连。43他们在预先安排好的时刻,把所有火药齐齐发射。然而,并没有雨水随之降落。
这个时代还诞生了旅行造雨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弗兰克·墨尔本(Frank Melbourne),他也是最大的骗子。墨尔本被称作“造雨巫师”“那个澳大利亚人”或“那个爱尔兰的造雨人”,他出生于爱尔兰,随后生活在澳大利亚;据说他就是在澳大利亚掌握了自己的造雨技能。他声称,他被迫逃离那里是为了躲避因召唤来暴洪而招致的惩罚。44
1891年,身材高大、满脸黑须的墨尔本在俄亥俄州的坎顿登场,他的几个兄弟生活在那里。他的造雨演示很快就成了颇受大众欢迎的表演。他为他能否让天下雨接受押注,而在多数情形下,押注的结果会让他的钱包鼓鼓地塞满钞票。45
墨尔本起初为一场“好雨”要收500美元费用。46好雨是指朝四面八方能够覆盖方圆80公里到160公里的降雨。跟炮火发射者们不同的是,墨尔本的造雨法是悄没声息、秘而不宣的。他的“造雨磨坊”包括一个曲轴和各种气体,但是,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看见它们。他把他的“造雨磨坊”装在一个普通的黑色旅行袋里,带着它四处辗转,还随身带着一把大左轮手枪,“以恐吓好奇心过重的观众”。47在坎顿,他在一个工棚里进行他的造雨表演,工棚外一个兄弟把守着,记录下赌注数目的同时,防止任何人朝里偷窥。48
墨尔本又来到怀俄明的夏延(Cheyenne)。在那里,23个农民为购买一个下雨天凑足了钱。他消失在一个马棚里,为了完全保密,他用毯子蒙起窗户,连缝隙都堵上了。第二天那里便迎来了猛烈的雷雨,并获得整年中最丰盛的雨水。农民们欢欣鼓舞,报纸的编辑们也难掩激动,《夏延太阳报》(Cheyenne Daily Sun)声称:“灌溉渠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兴奋夸张的媒体把墨尔本的名气捧上了天,虽然有许多次他并没能从天上挤下一滴雨。尽管施行了数天的巫术,他却没能为堪萨斯的古德兰(Goodland)招来一场阵雨。堪萨斯的其他地方下了雨。于是,他说风把他的工作成果吹得偏离了轨迹。《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这样撰写标题:“墨尔本令大雨降落。成功为他在古德兰的最新实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49难怪,墨尔本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他收的费用也越来越高;不过,这或许也加速了他的死亡的到来。
经过一连串的失败之后,有人发现,墨尔本选择造雨的日子跟当时大众通用的气象年鉴——让人捉摸不透的《希克斯年鉴》(Rev. Irl R. Hicks Almanac)预测下雨的日子相同。1894年,墨尔本被人发现死在了丹佛的一家汽车旅馆里,这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谜团。警方认定为自杀。50但是,他的造雨神话依然流传在大平原之上。离开古德兰之前,墨尔本又敲诈了最后一笔钱,他把他的秘方和造雨机器的复制品卖给了当地的商人。
墨尔本离开古德兰之后,三家新公司——州际人工降雨公司(Inter—State Artificial Rain Company)、斯威舍降雨公司(Swisher Rain Company)和古德兰人工降雨公司(Goodland Artificial Rain Company),开始在堪萨斯及更远的地区经营降雨的业务。51古德兰的第四名造雨者克莱顿·B. 朱厄尔(Clayton B. Jewell)是小镇上一名年轻的铁路调度员。他说他已经弄清楚墨尔本的造雨方法了。罗克艾兰铁路公司(Rock Island Railway)赞助了朱厄尔的造雨实验,并把他安置在属于自己的造雨车厢里,这节车厢顶部安装了可以排气的管子。朱厄尔免费给缺水的社区和农民提供服务,因此在平原地区成了很受欢迎的人物。他声称自己在平原地区,降下了六十六场雨。1899年夏天,朱厄尔精神抖擞地只身前往洛杉矶,他应邀去那里施展他的魔法以帮助缓解一场干旱。他冲着加利福尼亚的云层连续折腾了60个小时,结果一无所获。
干燥的几年耗尽了朱厄尔的名望,也让不那么出名的造雨者销声匿迹。(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法律界“造雨人”一词代表着那些人脉广泛的律师,他们能给公司带来新的客户,新的财源。)
这一世纪过去,大雨重新降临,连同出现了一个新的造雨者,他将把加利福尼亚人迷得眼花缭乱。查尔斯·哈特菲尔德将会以最伟大的造雨者、最大的骗子,或者说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查尔斯·麦勒利·哈特菲尔德(Charles Mallory Hatfield)恰好出生于造雨之乡堪萨斯。当他还是个男孩时,他们一家搬到了南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位缝纫机推销员,他在早期的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后来,他担任了洛杉矶“家庭缝纫机公司”的经理。但是,他真正的兴趣却在大气的运行方面。哈特菲尔德反复阅读当时经典的天气著作,如威廉·莫里斯·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的《基础气象学》(Elementary Meteorology)。圣迭戈公共图书馆至今仍然保留着被他翻阅多次、划过重点的版本。到了1902年,他在圣迭戈郊外他父亲的农场上小试牛刀地尝试造雨。52
哈特菲尔德说,茶壶冒出的涡状气流让他想到可以爬上农场的风车,拿着平底锅,在其中加热一些化学品,然后让蒸气慢慢散进天空。初次尝试之后,一场暴风雨降临,由此,哈特菲尔德深信自己已经掌握了造雨的配方,或者说他有把握让人们相信他能够造雨。一场赌博让他从此加入了职业造雨者的行列。53在这场赌博中,他声称能为洛杉矶在1904年至1905年的冬春之际引来45.7厘米的降雨。“平常这里这个时候的降雨量很少会超过25.5厘米。”他补充道。研究了大量书籍和气象局的报告之后,他很可能知道得更多。比如洛杉矶的年平均降雨量是38厘米。在干燥时期,包括1899年朱厄尔被召唤到西部的那一年,该市的降雨量几乎降到了12.7厘米。在我们现在所知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气候循环期间,洛杉矶能得到将近51厘米的降雨,特别在一个异常干旱的十年结束之后,而哈特菲尔德打赌的冬天正处于这样一个年份之中。
哈特菲尔德不仅有厄尔尼诺相助,而且他那仪表堂堂的外形、谦逊诚恳的态度也深受商人及公民领袖喜欢。“我没法让天下雨,”他会这样说,“我只是把云吸引过来,由它们来完成剩下的工作。”5430名颇有声望的洛杉矶商人签署协议,如果到了五月哈特菲尔德能引来45.7厘米的降雨,那么他们就会给他1000美元。在高耸于帕萨迪纳的圣加布里埃尔山(San Gabriel Mountains)上,哈特菲尔德立起一个高达3.6米的井架。他开始忙着加热、混合他的化学品,再把它们打发进天空。他是这样对《洛杉矶检查者报》(Los Angeles Examiner)的记者解释他的“微妙吸引法”的:
当我得知有一片饱含湿气的大气飘在比如太平洋上空的时候,我立刻开始利用我的化学品来吸引大气,我的一切努力都基于水滴凝结的科学原理。我不是像达伦福斯、朱厄尔及其他人那样通过炸药轰炸及其他爆炸的方式来跟自然对抗。我是通过这种微妙吸引的方式来打动她的芳心。55
新年过后,就像应当地人的请求般,在干旱的“玫瑰花车游行”(Rose Bowl Parade)过后,洛杉矶的天空就在那年冬天汹涌地下起大雨来。哈特菲尔德的合同中注明的最后一厘米雨水于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的一个月降落了下来。这次胜利令整个西海岸地区对哈特菲尔德和他的雨水井架产生了大量的需求,甚至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向他投去了橄榄枝。很快人们便称赞他为溪流注满了水,从而维持了加利福尼亚格拉斯瓦利(Grass Valley)矿井的运作,为尤巴城自来水公司(Yuba City Water Company)填满了蓄水池,给卡尔斯巴德洞穴(Carlsbad Caverns)附近被烤得焦干的龟裂土地带来了期待已久的甘霖。56
哈特菲尔德阻止人群聚集在他的井架旁。但是,得一瞥其造雨的人立刻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数个井架之上,化学品在滚滚浓烟中翻腾着,巨大的烟柱升起,然后渐渐地消失在空气里。哈特菲尔德像个疯子般地忙碌着,在井架上爬上爬下,往井架上倒进他的化学混合物,然后“不停地搅拌”,让它蒸发。57
评论家们指出,哈特菲尔德的合同给了他无可比拟的可能性。他总是在雨季工作,而他的合同覆盖着半径超过160公里的地方,“这就一百倍地提高了他取得成功的潜在概率”,科技史学家吉姆·弗莱明(Jim Fleming)写道。而对哈特菲尔德进行最顽固抵制的是美国国家气象局的科学家们。每一次一有报纸盛赞哈特菲尔德,局长威利斯·摩尔(Willis Moore)就会从华盛顿发来言辞犀利的批驳,他在报刊上追逐着哈特菲尔德在全国到处跑。在圣迭戈,哈特菲尔德的家乡,当地气象局局长想以欺诈罪起诉他。58
但是,在争夺大众智识和情感的斗争中,科学家们再一次败北了。“在很多城镇居民眼中,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名字背后没有耀眼的光环,他的木棚酿雨坊传达出高高在上的科学家及他们精密的设备所无法传达的东西。”天气作家尼克·德·奥图(Nick D'Alto)写道。乡镇报纸的编辑们煽动政府购买哈特菲尔德的配方,“要么证明它一文不值,要么用它来造福大家”。
时机恰好,一系列暴风雨将让哈特菲尔德在历史上稳稳地占据一席之地。在圣迭戈,一场致命的干旱在1915年进入了第四个年头。水库里的水只到总储水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市议会决定采纳哈特菲尔德的提议: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会制造出足够的降雨,让水漫过莫雷纳水库(Morena Reservoir)。如果到了1916年12月,莫雷纳水库的水能漫上岸,那么该市就要付给他一万美元。如果没有,那他就什么也得不到。59
一月,哈特菲尔德便开始工作。他在高高的井架上待了几天,不停地搅拌他的秘密化学品混合物,然后,天上开始下起蒙蒙细雨。细雨转变成稳定的大雨,大雨又转变成创纪录的洪流。那个月降下了71厘米的雨水。莫雷纳水库漫水了。1月27日,下奥泰大坝(Lower Otay Dam)决堤了,一堵水墙冲进了圣迭戈市中心,导致数十人丧生,许多房屋被毁,该市的112座桥梁大多数被冲毁,最后只剩下了2座。60
这场水灾就成了当时著名的“哈特菲尔德大洪水”。61据说,武装的自卫队员一直追着骑马奔逃的哈特菲尔德兄弟。他们在二月的第一个星期返回圣迭戈,并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圣迭戈联合报》(The San Diego Union)写道,哈特菲尔德带着“公认的征服者的英雄派头,仿佛从战场返回了家园,等待着桂冠”。他宣布,他已经完成了让水溢过莫雷纳水库的合同任务,现在期待着拿到他的一万美元。而精明的市检察官认为,这场洪水是“上帝所为”。哈特菲尔德最终提起了上诉。代表该市的律师表示,如果哈特菲尔德愿意签署一项声明,愿意为这场洪水承担责任,赈济该市的损失,数目在350万美元左右,那么圣迭戈市就会支付他一万美元。62
这场诉讼一直拖延至1938年。哈特菲尔德一直没有拿到钱。毫无疑问,大众形象才更重要。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哈特菲尔德把他的井架搭建到了西部各地,还几次到国外执行任务。1922年,《纽约时报》报道了他前往意大利,协助破解一场干旱的事迹:“他非常急切地要向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Ⅻ)解释他的秘密操作。如果教皇同意,他就会试着把雨水引至梵蒂冈的花园里。”63
他又旅行前往洪都拉斯,为新奥尔良的标准水果与轮船公司(Standard Fruit & Steamship Company)拯救下4250亩遭受干旱侵袭的香蕉种植园。64在加拿大艾伯塔省的梅迪辛哈特市(Medicine Hat),联合农业协会为1924年夏季降下的将近12.7厘米的雨水付给他8000美元。哈特菲尔德搭建起他弄过的最高的井架。他就生活在邻近一辆“宽敞的烹饪车”里,一天多达八遍地对着他的化学品混合物念念有词。好事者们蜂拥前来观看,还有一名电影制片商前来取材。当这一盛况落幕时,有些评论家们指出,在这三个月的合同期内,梅迪辛哈特长期以来的平均降雨量为15.2厘米,让哈特菲尔德大赚一笔的雨水比平均雨量还少了2.5厘米。65
即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造雨者也没能挺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崩溃和“黑色风暴事件”。哈特菲尔德的拥趸者们敦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把哈特菲尔德带到平原地区去;六到八个井架——他们声称——就会给这场灾害画上句号。66但是,除了留在舞台及银幕之上,名人造雨的时代终归一去不复返了。哈特菲尔德的经历启发理查德·纳什(Richard Nash)创作出戏剧《造雨者》(The Rainmaker),后来,戏剧又被改编成电影,由伯特·兰卡斯特(Burt Lancaster)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主演。
1958年1月,82岁的哈特菲尔德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皮尔布洛瑟姆市(Pearblossom)的家中悄然离世。那时又是一个厄尔尼诺的多雨冬天。没有人获知这个消息,直到四个月之后,圣迭戈市想跟他联系——或许是为了某个历史项目或纪录片。《华盛顿邮报》的标题这样写道:“查尔斯·哈特菲尔德,造雨者,默默离世。”67
长久以来,政府里的进步人士一直为无法驳斥造雨行径而感到难堪。造雨术的出现,跟农业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当农业部部长杰雷米亚·拉斯克(Jeremiah Rusk)在1893年退休回到威斯康星州时,他宣称,造雨术会“跟着它的孪生荒诞产物飞行器,跟着打着科学调查的旗号实施的各种奇技淫巧”68一同倒台。
在20世纪,这两个荒诞的产物都将被从江湖骗术转移进科学与工程学的殿堂。
1922年的一天,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在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区以北的麦库克机场工作时,听到头顶上方传来不同寻常的飞机引擎声。于是,他走到能俯瞰长达305米的简易飞机跑道的窗前。跑道的两边是木头造的机库和工程实验室。四年前,陆军修建起这些设施,作为美国首个实验性航空研究基地。
弟弟莱特(指奥维尔),蓄着入时的黑亮的小胡子,在基蒂霍克(Kitty Hawk)沿着海滩进行世界上首次动力持久的飞行——共计12秒——从此载入史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和他的哥哥威尔伯(Wilbur)锲而不舍地记录了数百次飞行情况,为他们的飞行器赢得了专利大战的胜利,建立起一所飞行员学校,并生产飞机,把首架飞机卖给了美国政府。
到了这个时候,威尔伯已去世十年之久了。奥维尔的小胡子已斑驳变灰,那违抗重力、向上卷曲的部分也已被修剪掉了。这位老人也不再挑战地心引力了。奥维尔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之后,便卖掉了他的飞机公司,据说卖到了150万美元,这样他就能把他的精力专注在创造发明上。当时,代顿诞生的专利比美国其他城市都要多,因此而成为全国以发明闻名的圣地。奥维尔是该市的精神领袖。
整个一战期间,奥维尔一直是美国军方的核心航空顾问之一,他仍在麦库克机场保留了一间办公室。“而麦库克机场成了一座桥梁,跨过这座桥梁,笨拙朴质的飞行器踏进了真正的工程航空的领域。”69航空史学家彼得·L. 贾克伯(Peter L. Jakab)写道。那里的空军把测高仪、空速表、感应罗盘和引擎转速表设计得无懈可击。麦库克的飞行员们把自由落体的跳伞运动做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他们进行了垂直飞行的实验。1923年,他们完成了首次跨越美国东西海岸的无间歇飞行。(www.xing528.com)
学院科学家和工业科学家们从空军高层处获得了许可,开始大批大批地来到麦库克。农业研究员们用一种强大的新型武器——喷洒杀虫剂的飞机,往附近的大片农田投放下对付蝗虫的杀虫剂。气象学家们也首次将他们的设备直接对准了云。
1922年的夏天,正是这种非军事化的实验,惊动了奥维尔·莱特的耳朵,然后,吸引来他那迷惑不解的目光。
那个六月的天空散布着浓厚灰白的积云。奥维尔从他的窗户向外瞥去,正好看到一架小飞机,法国设计的“老爹”【13】,消失在其中一团云朵中。
大约10秒至15秒之后,飞机从这团云朵的另一端冒了出来,拖曳着看似烟状的东西。仔细观察后,奥维尔才认识到,飞机后的长长烟柱是某种灰尘。这架飞机又转过头来,拖着它的灰尘条幅再次钻进这块云朵里,如是再三,总共穿行了五六次。
“这朵云开始变淡,”奥维尔在采访中说道,“三到四分钟之后就完全消失了。”70
接着,“老爹”谨慎而又小心地钻进第一朵云左边的另一朵云里。然后,忙进忙出了好几次之后,这朵云也开始淡化了。随后,这架忙碌的小飞机又去对付第三朵云。“自我第一次看到这架飞机起的十分钟里,”奥维尔惊叹道,“三朵云就完全消失了。”
美国航空之父见证了人类首次控制大气的成功尝试。现代人类能够像神话中的神祇一样飞翔,那么他们也能像雨神朱庇特一样让天空下雨吗?
麦库克云实验开始于企业家卢克·弗朗西斯·沃伦(Luke Francis Warren)和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怀尔德·班克罗夫特(Wilder Bancroft)之间的奇妙合作。班克罗夫特的祖父是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及曾经的美国海军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71这个身材滚圆的后裔曾一度声称自己是“异端思想的专家”。班克罗夫特对胶体化学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72他称胶体化学是“泡沫、滴状物、颗粒、丝、薄膜的化学”。在其著作《应用胶体化学》(Applied Colloid Chemistry)中,他思考了雨滴的形成原理,以及雨水所带的正负电荷。73现在我们仍不清楚他是怎样遇见沃伦的。74后者声称自己拥有丰富的冒险经历,脚步曾从伦敦到南非再到加利福尼亚的圣华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在圣华金河谷,他独自度过了一段难熬的干旱时期。”
沃伦梦想着通过第一家合法的造雨公司大赚一笔。班克罗夫特为其树立与之相关的科学可信度,并提供数目可观的投资。他们的设想是,往云层上喷撒带电的沙粒能够诱导降雨。他们认为悬浮在云中的水滴要么带有负电荷,要么带有正电荷,但是,云层周边冷凝的空气层阻止它们汇聚成能形成雨水的更大水滴。而被注入带有相反电荷的沙粒之后,水滴就会凝结、降落。75班克罗夫特说,飞行的时代使这一做法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在1920年给沃伦的信中写道:“从下方往云上喷撒造雨,很可能耗资巨大;但是,从云上喷撒,你很可能得到满意的效果。”76
班克罗夫特和沃伦费了相当大的工夫,成功说服军方为他们的实验提供飞机。班克罗夫特的家族关系网一定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而沃伦则在华盛顿大肆宴请关系人。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美国陆军航空服务部(United States Army Air Service)不仅提供了飞机、飞行员、其他辅助人员,还赞助了最初的户外实验。另外,班克罗夫特—沃伦团队还跟哈佛大学物理学家E. 利昂·查菲(E. Leon Chaffee)签订了合同,由他来设计为沙粒充上电荷并从飞机上释放电荷的设备。沙子从飞机底部一个带电的滑道中喷撒出来,像一团小小的尘暴散落于目标云朵之上。77
就像奥维尔一样,很多目睹过这些实验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觉得会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的预感,即使他们没有见到任何雨水。最初几次实验进行过后数月,麦库克机场的负责人瑟曼·H. 班恩(Thurman H. Bane)少校在接受《代顿日报》采访时说道,当云干扰飞行时,军方很快就能“改变云的走向”,并且“陆军航空服务部将可以随时呼风唤雨对敌人形成有效打击”。78美国海军部长卡尔·F. 史密斯(Karl F. Smith)前来参观时评价道,看到一朵云被切割开真是“非比寻常”。军方的应用更“非同小可”,他写道,再经过几次实验之后,美国海军航空局(U.S. Navy Bureau of Aeronautics)就应该买下这项技术的专利。沃伦和班克罗夫特本来可能赚上一大笔,但是,他们却成立了“人工造雨”(Artificial Rain)的A. R. 公司,并为“压缩、凝聚、沉降大气水分”的技术申请了美国专利。79
美国国家气象局仍然保持质疑的态度,并像曾经打击查尔斯·哈特菲尔德一样动用媒体攻势。气象局的气象物理专家威廉·杰克逊·汉弗莱斯博士(Dr. William Jackson Humphreys)直接将班克罗夫特和沃伦视同19世纪的伪造雨者之流。“这位大学教授和他远在克利夫兰的飞行员朋友们,打算乘飞机飞到云上喷撒带电荷的沙子。这一图景非常美妙,也貌似合理,”汉弗莱斯在一篇新闻稿中写道,“但是,却无法在商业方面推广实施。”80
《纽约时报》写道:“气象局动用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测评手段,把班克罗夫特博士和沃伦先生的工作与之前的把戏笼统地混为一谈,声称所有的造雨术都是‘徒劳无功’的。”当该报请求班克罗夫特作出回应时,他电报致言:“跟气象局争辩徒劳无益。我宁愿等待结果,让结果来说话。”81但是,几乎没有结果。军方浓厚的兴趣依旧保持了几年,户外试验也搬到了阿伯丁试验场(Aberdeen Proving Ground),后来又转移到了华盛顿的博林空军基地(Bolling Air Force Base)。虽然带电沙粒能够“从云中挤出东西来”,正如沃伦曾经所言,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想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但却从没实现它的另一个目标,造出雨水或驱散雾气。82班克罗夫特自己已投资了两万多美元,又从朋友们那里哄来了七千多美元,然而近十年来的实验未见多少成效,他自己似乎也失去了信心。83
但是,作为第一个成功进行大气控制尝试的试验基地,麦库克机场值得人们纪念。然而,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历史地位。它过于靠近代顿市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过短的跑道,都让它的军事用途大打折扣。1927年,麦库克承担的任务被转移到了莱特机场(Wright Field)。莱特机场位于奥维尔老自行车铺东面大约16公里外的地方,现在是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的一部分。士兵们拆掉了麦库克机场直径29.5米的风洞。这些风洞是用古色古香的雪松树轮精心制作而成的。他们拆掉了那里的木质建筑,拆卸掉助推器的测试架,并把移动的测力计及其他设备运到了新的机场。84
今天,麦库克在航空史上的地位基本已被代顿居民遗忘。他们或许记得这个名字不过是该市最古老的零售商店的名称,这店位置靠近原先的机场,现在却坐落着一家保龄球馆兼“西洋景”剧院。麦库克购物中心退缩似的矗立在一片旧沥青之中。经过多年的雪埋日晒,沥青表面已经变得坑坑洼洼、崎岖不平。落在大道上的降水无处可去,因此全都汇集在大片油乎乎的低洼处——也许这是麦库克唯一能利用的雨水。
20世纪40年代,战争的阴云大大激发了军方对云物理学的兴趣,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飞机结冰、防毒面具过滤器和烟幕。851941年,德军在挪威峡湾通过烟幕掩盖了战舰“俾斯麦”。在位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Schenectady)的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General Electric Research Laboratory)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欧文·朗缪尔(Irving Langmuir)和他的研究团队成员文森特·舍费尔(Vincent Schaefer)、伯纳德·冯内古特(Bernard Vonnegut)与军方签订了一份烟雾研究的合同,目标是改进防毒面具,以及制作能掩盖大面积地区的烟雾,以躲避空袭。(伯纳德的弟弟库尔特·冯古内特[Kurt Vonnegut]也在斯克内克塔迪实验室工作,主要负责采访科学家,就他们的工作撰写新闻稿。)陆军部请求这个研究团队调查了解暴风雪期间飞机穿过电子干扰流时出现的失去无线电信号的现象,即雨天静电干扰现象。朗缪尔和舍费尔决定把他们的调查放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天文台(Mount Washington Observatory)展开,因为那里暴风雨多,经常被云雾笼罩。86
就在通用的科学家们研究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为有关云的基本问题所吸引,诸如,为什么并非所有过冷云——包含液体水滴且温度在零度以下的云——都会下雪。一个奇妙的偶然发现帮助舍费尔回答了这一问题。七月温暖的一天,舍费尔往一个被他当作云室的小冰箱里放进一块干冰,欲使其冷却。然而,云室里的冷雾立刻形成数不胜数的细小冰晶。他拿走了那块大干冰,又换着扔进了几块小干冰,且每次越扔越小,结果发现,即使最小的干冰都会让云室里涌现出冰晶。这一现象表明,过冷水滴需要超级小的颗粒,或者说“核”来附着,这样它们才能形成雪片或雨滴。87
舍费尔把他的发现告诉了他的老板,朗缪尔欣喜若狂,兴奋地说:“我们得进入大气,看看我们能否就自然的云朵做点什么。”于是,舍费尔立刻开始计划给一朵自然云进行催化。88
1946年11月13日,舍费尔租来一架飞机,飞进了伯克希尔地区的格雷洛克山(Mount Greylock)上方的一片冷云中,投下共计2.7千克的干冰小丸。云“立刻迸发出”无数冰晶,舍费尔在他的笔记本中写道。在干冰播种的4.8公里的路径上,雪喷涌而下。而远在80公里之外的飞机控制塔里,朗缪尔长久地注视着长长的白色饰带从那朵云基里飘然而下。89
通用不失时机地请求军方给他们派遣一架更好的飞机以飞进更高的云层里,并把这一消息发布给了全世界。90第二天,《纽约时报》欢呼:“人们期待着数不胜数的实际应用从这个项目里衍生出来,包括在冬季储藏水分以备春季灌溉,开发水能,令强降雪偏离城区,或者为冬季度假胜地提供降雪。”《纽约时报》引用了朗缪尔的话,说豌豆般大小的干冰丸就能为“数吨降雪”提供足够的凝结核,而“一架飞机飞行5个小时就能在大片区域范围内降下上亿吨的雪”。91
通用和它的科学家们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信件、电报、贺卡,以及在商业应用和公益造福方面提供的想法。92电影制片人希望能够定制暴风雪。芒特雷尼尔(Mount Rainier)的一支搜救队希望能够清除云层以便他们发现坠落的飞机。堪萨斯州商会写信给哈里·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Harry Truman),请求联邦政府运用通用的技术来对付干旱。一向谨慎的美国国家气象局作出了回应。局长弗朗西斯·赖克尔德弗(Chief Francis Reichelderfer)回信道,有多少降水是被诱导下来的,有多少是天然形成的,这不可能弄清楚。除此之外,云的催化只适用于特殊的情形,对于干旱就不适用。你无法在晴朗无云的天空里进行云的催化。
通用爆出的下一条新闻是在1947年的1月。伯纳德·冯内古特发现,化合物碘化银的微小颗粒也能够起到人工凝结核的作用,“哄骗”云中的水滴结晶。冯内古特在华盛顿山顶,用发生器发射出碘化银进行实验,结果“引起了一阵相当久的顺风的暴风雪”。93通用新闻部则对这一发现进行了夸大,公司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把碘化银输送进大片空气中,“或许能改变美国冬季北方天空云的形成规律”,“这会阻止所有的冰风暴、所有的冻雨风暴以及避免水在云中结成冰……这也有可能改变冬季月份某些地区的平均温度”。
正当公司的公关宣传和朗缪尔对大范围的天气控制大肆宣扬的时候,通用的另一个团队却试图阻止这场夸夸其谈的发展,甚至想终结这项研究。公司的律师们看到这项研究在财产损坏、人员伤害的诉讼案中隐藏着巨大风险。人工降雪和人工降雨,一定会像自然降雨一样,导致交通事故、人身伤害、洪水暴发,还有老天才会知道的灾难。原告不会起诉上帝,但是一定会起诉通用。
1947年2月,公司的领导通知朗缪尔团队,公司将把云催化的全部实验转交给军方。在后来被称作“卷云计划”(Project Cirrus)的项目中,美国陆军通信部队、海军研究办公室、美国空军及通用共同研究“云微粒和云调控”。合同清楚地写明:“整个飞行项目应由政府来实施,并全部使用政府人员及设备,由政府人员全权管理。”通用的员工只负责实验室研究及撰写研究报告的工作。94
1947年至1952年间,“卷云计划”共进行了250余次试验,研究范围从云催化发展到灭火。尽管有几次云催化的试验取得了非常壮观的结果,然而,1948年俄亥俄州上方的云试验及1949年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湾的云试验,让研究者们得出结论,云催化既不能引发暴风雨也不能缓解干旱。它充其量只能从原本就要发生降雨或降雪的云层里多挤出一点水分。但是,朗缪尔仍旧期待着能够扩大人工降雨的占比。就在他把美国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归功于在新墨西哥的云催化时,甚至一些科学家同行都开始认为这位诺贝尔得主已经失去了他的客观性——要么就是从来都没有像理解他研究的化学领域那样弄懂过大气运行的复杂性。“如果没有毕生致力于研究气象学的特殊性质,就不会存在哪个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能够就人类在干涉大自然运行的细节方面,就大气会有怎样的回应这一问题给出有效的判断。”杰出的气象学家斯维勒·皮特森(Sverre Petterssen)在他的回忆录中反思他与朗缪尔进行云催化的合作经历时写道。“然而,要想确定大气是否对外界干涉作出了回应,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对如果没有外界干涉大气会有怎样的变化进行观测。”95从罗伯特·圣乔治·达伦福斯到欧文·朗缪尔,这始终是一个难题:有谁能够肯定,要是没有外界的影响,这些云还会不会下雨呢?
就在平民科学家们研究云的催化以对抗干燥西部的干旱、平原地区的冰雹以及东部地区的飓风时,军事战略家们却在追逐一个不可告人的阴险目标:把天气作为战争的武器。1947年,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总指挥乔治·C. 肯尼迪(George C. Kennedy)将军宣称:“哪个国家能够最先学会准确地标识大气走向、学会控制降水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国家就会成为全球的主宰。”十年之后,某个顾问委员会向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汇报时说,天气控制可能成为“比原子弹更重要的武器”。96
越战期间,美国军方首次大规模尝试以降雨作为武器。自1966年开始,这一尝试持续贯穿了每个雨季,直至1972年,“大力水手项目”(Project Popeye)朝越南、老挝、柬埔寨上方的云层投放了近五万枚碘化银或碘化铅催雨弹。这一做法的目的是要让雨水淹没公路,引发山体滑坡,使交通运输在雨季过后依然艰难——而重中之重,是要让“胡志明小道”(Ho Chi Minh Trail)变得泥泞难走,让北越运送物资与人员的能力受重创。97
在泰国、老挝或南越政府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军“第五十四气象侦查中队”从泰国乌隆皇家空军基地出发展开军事行动,进行了2600余次的军事突袭,散播了47409枚用于云催化的炮弹——以代号为“橄榄油”(Olive Oil)的载荷行动——在这条路上进行人工降雨。98
1971年,在美国多家报纸设有专栏的作家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些秘密降雨士兵的故事。1972年7月,西莫·赫许(Seymour Hersh)在《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中详细介绍了这项名为“大力水手项目”的军事行动。99几天过后,侦查中队投放下最后一枚用于云催化的催雨弹。在由罗得岛参议员克莱邦·佩尔(Claiborne Pell)召集的国会听证会上,尼克松政府及军事官员拒绝承认存在这些人工降雨的行动,同时又对佩尔提出的决议表示反对,该决议希望签署条约禁止“以任何改变环境或地貌的活动作为战争武器”。100
这些听证会反映了许多美国人不愿再让天气战事继续下去的愿望。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气候学家戈登·J. F. 麦克唐纳(Gordon J. F. MacDonald)警告道,如果雨水可以成为秘密武器,那么洪水、潮汐、干旱也都可以。“这样一个‘秘密武器’的需求永远都不会被公开,或者甚至不会被受到影响的人们知道,”麦克唐纳说,“它会持续多年,只有相关的安全部队知情。发生干旱和暴雨的年份会被归咎于残酷的自然,而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完全榨干之后,发生了武装夺权的动乱,才有可能会公布。”101
众参两院最终采纳了反天气战争的决议。1977年,美国、苏联及其他几个国家批准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决议禁止将人工干预生态环境技术用于军事或“其他任何敌对目的”。
“大力水手项目”造成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被弄清楚。军事科学家们估计,“胡志明小道”上的降雨增加了15%至30%。但是没人知道,这是由于气象中队的化学品,还是变化无常的季风雨造成的结果。“大力水手项目”的最后报告声称,“对恰当选择的云谨慎催化,所导致的云量增长,跟自然的增长量相比,效果显著”。102今天,不管是顶尖的大气科学家,还是大胆的、以云催化为业的私人气象学家,他们都认为,要在四十年前,这根本没法弄清楚。即使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犹他州一个冬日的早晨,天空如蓝鸟般明丽,片片细云仿佛白羽。我驱车从盐湖城的南面出发,开往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业性质天气干预公司。在市郊的一座商业社区里,“北美天气咨询公司”(North American Weather Consultants)隐蔽在一间芭蕾工作室和一家脊椎按摩治疗会所的后面。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通用公司云催化技术频频取得突破之后,许多私营气象企业纷纷诞生,这股热潮从美国西部延伸至澳大利亚;也是随着这股热潮,1950年北美天气咨询公司在南加州成立。
公司办公室里,卫星云图在大屏幕的电视上打着旋儿移动,一个木质十字架悬挂在墙上。公司总裁唐·格里菲斯(Don Griffith)和副总裁马克·索拉克(Mark Solak)都是头发斑白的气象学家,他们的短袖西装衬衫中露出并不结实的胳膊。他们可不是像查尔斯·哈特菲尔德那样能够在造雨井架上爬上爬下的人。但是,像哈特菲尔德一样,他们强调,这些为水电站、滑雪胜地、遭受干旱的州及地方政府实施的云巫术,并没有什么特别神奇之处。
四十年来,格里菲斯往犹他州群山上方的冬季云层里吹进碘化银,不仅增加了积雪,而且还增加了每年流入河和水库的径流。“北美天气咨询公司”在犹他国家林地的山谷中和山麓上安装了大约150个地面造雪装置。这些设备看起来就像是高高的暖炉,可以用来给麋鹿和白靴兔取暖。当气象学家监测到一场冬季风暴不仅含有过冷水滴,还具有散播仿造核的理想风速时,他们就会点起丙烷火焰,让火焰慢慢地把碘化银燃烧成播种风暴的卷曲条状物。
犹他州的水利科学家们估计,这些工作每年以积雪的形式增加了13%的降水量,一年为水库和地下蓄水层增加了3.08亿立方米的水。103但是,云催化依然在许多气象学家中存有争议,这既是因为它的结果在宣传中被夸大,也是考虑到它对大气体系影响的不确定性。大气体系太过变化无常,混沌理论之父爱德华·洛伦兹甚至认为蝴蝶拍动翅膀也会对大气造成影响。
的确,经过了20世纪40年代通用头版头条消息带给人们的巨大欣喜之后,人工干预天气的后半个世纪对格里菲斯和索拉克等气象学家来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因为他们正是在大众兴趣高涨、公共投资纷起的时代进入这一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每年斥资2000万美元用于人工干预天气的研究。而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这笔经费逐步减少到零。降雨降雪难以捉摸的特性,以及科学家们无法测量被诱导降水与自然降水之间的比例,都意味着播种者们无法确切地证明他们的劳作成果。更于事无补的是,最初的造雨者很多都是骗子;而他们的科学先驱又常常漫天夸下海口。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在2003年的一份报告中总结道:“现在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人工干预天气的做法具有任何真实效果。”104
然而,九个州都已有了足够的证明。如今,在干燥的西部,干旱蔓延、人口又在逐步增长,云催化是水资源管理者们为了维持水库不干涸而采取的多个策略之一。云催化是最经济的策略之一——一英亩英尺【14】的降雨只要几美元,与之相比,在水库或流域间调用一英亩英尺的水,则需花费几百美元。而同样多的水,通过海水脱盐处理则需花费几千美元——所以,在水资源管理者们眼中云催化的代价极小。犹他、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爱达荷、怀俄明、科罗拉多、北达科他、堪萨斯和得克萨斯都策划实施了云催化,当地政府,很多农业联合会及其他依赖雨水的公司企业也都参与其中。在美国及澳大利亚,数家水电公司已经连续不间断地进行了五十年的云催化。
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正当美国政府从它协助发明的技术手段抽身时,很多外国政府却开始向云伸出了双手。现在已有四十多个国家开展着积极有效的人工干预天气的项目,其中也包括泰国。泰国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本人就拥有一项“运用皇家造雨技术实施的人工天气干预”的专利。印度尼西亚的减灾机构已经开始向发生在爪哇海上方的季风风暴进行干预,试图在暴风雨袭击雅加达之前使之落雨。每年雨季泛洪期间,雅加达都会生灵涂炭,遭受数百万美元损失。
中国是迄今为止在实际催化及研究方面花费最多的国家。它的人工天气干预工资单上列有47700余名员工的名字;它还有50架用于云催化的喷气式飞机、7034架火箭发射器和6902架催雨弹的发射装置。105这样的阵势仿佛是罗伯特·圣乔治·达伦福斯的狂野梦想成了真。中国声称,在过去的十年里,实施的56万次云催化任务帮助释放了5000亿吨雨水,相当于跨越长江的三峡大坝十二倍的蓄水量。
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鲁尔夫·布鲁因切斯(Roelof Bruintjes)是研究人工干预天气的首席科学家,也是世界气象组织的专家团队带头人,他对中国的声明持怀疑态度。106但是,他说,新的模式和技术正逐渐接近于真正弄清楚云催化的效果。在怀俄明南部的两座山脉之上,来自怀俄明大学、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科罗拉多大学的气象科学家们即将完成这数十年来最全面的一次云催化研究,其中包括对七年间150多个催化案例进行的一次数据盲样抽查。
就在我采访首席研究员、怀俄明大学教授巴特·吉尔茨(Bart Geerts)时,距离研究结果的产生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教授告诉我,综合性的证据均指向云被催化地区降水量的普遍增加;从10%到15%之间的增量都可以归因为人工催雨,跟运气关系不大。不过,这项研究回答不了另一个自始至终困扰云催化产业的大问题:通过从云中多挤一点雨水和雪,是不是会减少或阻止原本该自然降水之地的降水呢?
北美天气咨询公司的格里菲斯把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担心视为一种误解;产业研究已经表明,顺着风向、距离人工催化目标区域80至160千米的地方也都受惠于增加的降水。但是,吉尔茨告诉我,放在全球气象系统里看,这一问题要复杂得多,每一次降雨或降雪都会减少顺风行至下一片山脉及再下一片山脉的水蒸气总量。在地球和大气的神秘运动系统中,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当我们改变雨水循环的某一个环节时,我们同时也改变了其他某处的另一个环节。
1947年10月,当季第八次热带风暴飞旋着驶离了加勒比海,它重重抽击了古巴西部地区,并在大沼泽地(Everglades)的塞布尔角登陆时增强变成一股飓风,给佛罗里达州南部末端地区带来了壮观的雷暴及特大降雨。暴洪令佐治亚州的戴德县(Dade County)2000多人无家可归。迈阿密人划着小艇或筏子,穿过街道,探视友人,目力所及之处,整座城市都浸在洪水中。107
就在快速驶离佛罗里达进入大西洋之后,塞布尔角飓风在距离佛罗里达—佐治亚海岸560公里外的海域停了下来。天气预报员们以为它将会朝着大海的更远处行进。参与“卷云计划”的通用科学家及军方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是进行《纽约时报》所说的“大胆气象试验”的一个绝好时机,他们要“……以此来确定这股被称之为飓风的巨大涡旋,当让它降下所含数千吨水分后,是否会自行瓦解”。108
1947年10月13日,三架“卷云计划”飞机在8点20分驶离位于坦帕(Tampa)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MacDill Air Force Base),并在11点不到的时候抵达飓风风眼的外围。海军上尉丹尼尔·雷克斯(Daniel Rex)注意到,这团顶部气流翻腾至18千米高空的积雨云,有一条异乎寻常、“过于活跃的飑线”从风暴的中心延伸至风暴的东南方。雷克斯决定朝沿着风暴西南边的一个云架进行播种。飞机投放下36千克的干冰,然后朝两个对流塔又各自多投了23千克。他叙述这是对被播种地区的一次“显著人工干预”,密布的层云转变成雪云,分散在将近780平方千米的天空之上。109在这大约一天的时间里,天气预测员们并不清楚这股飓风接下来的动向。10月14日晚间,飓风调转过头,朝着陆地方向行进。
10月15日早晨,这股风暴快速沿着佐治亚的南部海岸线行进,在我们今天所说的泰碧岛(Tybee Island)登陆。正在作业的拖网渔船沉了,电话服务中断。数千名萨凡纳(Savannah)居民撤离进了教堂和学校。“今天清晨,就在这股行踪莫测的大西洋干扰气流几乎直接袭往萨凡纳的时候,萨凡纳才匆匆忙忙采取了针对暴风雨的防范措施。”110当地报纸报道。
不过,佐治亚避开了重大灾难,美国邮政系统服务也没有中断,这印证着位于第八大道之上、纽约邮政局上方灰石中镌刻的誓言:“无论鹅毛大雪、倾盆大雨、昏暗夜色都无法阻止邮差迅速完成他们的工作。”【15】
始终认同大范围天气控制的通用科学家朗缪尔确信,人工催化改变了这场风暴的走向,使之转向佐治亚。联邦政府在迈阿密的首席飓风预报员格雷迪·诺顿(Grady Norton)也持有同样的看法。111可是,气象局从华盛顿发布的最后官方解释是,这场飓风在进行云催化时就已经开始转变方向。一道高压脊改变了这场风暴的走向,与干冰无关。
就在这场可怕的飓风之后不久,通用公司宣布它将不再使用它的人工干预天气的专利。112把这些专利交给公共管理之后,假如这些研究成果被用来以某种恶劣的方式改变了天气,那么公司就能够免于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令飓风科学家们沮丧的是,这次对塞布尔角飓风“极其随意”的催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阻碍了他们对人工干预天气的研究。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此的兴趣再未被点燃,直到飓风卡特里娜来袭。1132009年,亿万富翁、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通过西雅图科技投资公司“高智发明”(Intellectual Ventures),与数位研究削弱飓风科技的科学家们一起提出了多项专利申请——他们依然在追逐着人类试图控制雨水的古老梦想。115
注释
【1】指大量建造、缺乏特色的现代化大型住宅。
【2】阳台、屋顶等边沿上的低矮挡墙。
【3】这句话并非什么格言,而是一句广告语,专为莫顿盐业(Morton Salt)设计。1911年之前,精制食盐存在着众所周知的下雨天板结的问题。是年,莫顿开始往它的盐中添加防止板结的作用物碳酸镁。公司高层们想强调即使阴雨天他们的盐也能倾倒下来的技术优势。原先的广告语“即使下雨天,倾倒仍流畅”(Even in rainy weather, it flows freely)听起来拗口。而“盐如雨下”则朗朗上口多了——并且,时至今日,仍然装饰在莫顿蓝色盐罐上的雨伞女孩则令这一印象更加鲜活、生动。——作者注
【4】新月城(Crescent City):新奥尔良市的别称之一,由于环绕新奥尔良的密西西比河下游河道状似新月而得名。
【5】格林维尔(Greenville):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华盛顿县的县府所在地,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Mississippi Delta)的传统棉花种植园区域。
【6】杰克逊(Jackson):密西西比州的首府所在地。
【7】美国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美国一家生产农用、建筑、林业机械,以及柴油机、重型设备中使用的动力传动系统和草坪养护设备的公司。
【8】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第26届美国总统。政治家、作家、探险家、军人、自然主义者、改革家。昵称泰迪。
【9】桃乐茜(Dorothy):美国作家L. 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创作的童话小说《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以及根据这部童话改编的同名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故事里小女孩桃乐茜和她的小狗托托被一场龙卷风从堪萨斯老家刮到了神奇的奥兹国,她为了回家,一路遇到种种惊险。
【10】伊利运河(Erie Canal):地处纽约州的一条运河,连接哈德孙河与伊利湖,将五大湖与大西洋水域连接起来,属于纽约州运河系统。
【11】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
【12】布尔河战役:文中指的是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又称第一次马纳萨斯战役,于1861年7月21日发生在美国马纳萨斯和布尔河附近。这是南北战争时期的第一次重大战役。尽管双方兵力相当,且都没有经验、缺乏训练,但北方军行动部署迟缓,令南方军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所以,南方军首战告捷。
【13】一种法国设计、美国制造的两座战斗机。专为实验而制造,是当时飞得最高的飞机之一。
【14】英美国家计算液体、颗粒状物质等体积的单位,相当于每英亩土地上,平整堆积多少英尺高的物质。1英亩约为4000平方米,1英尺约为30厘米,1英亩1英尺约为1200立方米。
【15】这句引言是这座建筑的建筑师威廉·米切尔·肯德尔(William Mitchell Kendall)在卖弄学问。肯德尔平时以阅读希腊文作为消遣。他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希波战争史》中发现了这句对波斯人忠实的骑马信使的描述。肯德尔不会知道美国人把这句话作为美国邮政系统的非正式格言。114——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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