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玛蒂的情书以及后来那些落款为“你深情的丈夫”的信件中，尤赖亚·奥布林格（Uriah Oblinger）会一再地提到雨。
尤赖亚是一名联邦老兵，长着粗硬的大胡子和高高的颧骨。1866年，尤赖亚首次从家乡印第安纳州昂沃德（Onward）起程，前往西部为他和玛蒂“寻找安宁永恒的家园”。滂沱大雨把他的宿营点浇透，延缓了他的行程。他的马用尽了全力，而马车轮却仍然陷在路上厚厚堆积的淤泥里。就在他摆渡过特基河（Turkey River）、从艾奥瓦进入密苏里后不久，一个不堪重负的车轮突然扯断了连接车前轴和车身的转向立轴，迫使他调转车头，到一个荒芜冷清的小镇里修理车辆，为此还耽误了一天行程。
滂沱大雨令马惊恐不安，也把尤赖亚浇得浑身冰凉，把他的大包行李冲得一片狼藉。然而，尽管一片狼藉，尤赖亚依然深信，雨水是上帝的馈赠，是上帝派来让土壤肥沃、赋予这个年轻国度更多小农场的赠礼。这一点，就跟在密西西比河上向他致意的彩虹和预示西部美好未来的宏伟河闸一样明白无误。
在横渡密西西比河的前一个晚上，尤赖亚在给玛蒂的信中写道：“在密西西比河古老壮观的悬崖峭壁间，太阳光芒万丈地升起。……日出时，一道美丽的彩虹映着明媚的阳光，斑斑点点洒落在一片岩壁上……”1
尤赖亚最初的跋涉没能建立起一处安宁永恒的家园。1869年，他和玛蒂在印第安纳举行了婚礼，尽管玛蒂的父亲对通信人风滚草般（四处为家）的性格还存有疑虑。在租来的农场上经历了三次大丰收之后，尤赖亚再次向西部进发，这一次是和他的内弟结伴，前往内布拉斯加登记领取那里的自耕地。
然而，雨水把他浇了个透。在伊利诺伊，他和玛蒂的弟弟掌控着他们一行车马在倾盆大雨中行进的方向；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宿营；还在某个地方经过汩汩冒泡的喷泉口，泉水喷涌得十分有力，“要想接水，我们只需提着水桶，不费一点力气就能把桶装满”。
九月的一个清晨，尤赖亚坐在他的给养箱上，沐浴着一片宜人的阳光，给玛蒂和他们新生的女儿艾拉写信。信中提到大雨下了一整夜。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你住的地方也一直都在下雨吗？”2
他希望不会有一丝愁云令他们的幸福失去光晕。
旅途中，尤赖亚和他的内弟遇见了许多其他赶乘马车的移民，他们大多是在渡口等待摆渡时遇见的。等到1872年10月，他们抵达内布拉斯加时，东部所有的年轻人似乎都怀有同样的打算——在这个刚满五岁的州里定居。他们得快马加鞭地越过林肯市，找到他们期待的还没被人认领的土地。过了林肯市大约113公里，朝着堪萨斯边界一路向南，尤赖亚选择了一片在他看来可认领的970亩的理想草原。这片草原的角落里有一条溪流，因此拥有大量可供储存的水。然而，这片土地已有一半被人认领。认领者是个遭到不幸的年轻人，他摔断了脊柱，再也没法照料土地。可是，等到尤赖亚赶回林肯市的国有土地办公室（Land Office）时，早已有人登记认领了这片地产。
尤赖亚只剩下最后几美元了。他写信告诉玛蒂道，他一直很饿，他的老马奈莉也是，她的肋骨都显出来了。他卖掉旧车，换了一辆差一点儿的马车，又把他的短枪卖了凑够他再度起程所需要的现金。当他在一片不长树的平坦草原上寻找时，他说服自己相信，一条溪流并没有那么重要；事实上，这条溪流会妨碍犁田。他和玛蒂会挖一口深井，然后再转动辘轳，用桶把井水汲取上来。
毕竟，内布拉斯加州的菲尔莫尔县（Fillmore County）位于后来被人们称作雨水盆地（Rainwater Basin）的腹地。下雨时节，4000多个干盐湖或低浅湿地会涨满水；水漫过400多平方千米的草地，然后再极其缓慢地渗透至一个古老的地下蓄水层，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奥加拉拉（Ogallala）。直到人们发明了柴油水泵，这个地下蓄水层才被人发现。（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ázquez de Coronado］把他的人马从新西班牙［New Spain］驱赶到高平原［High Plains］去寻找黄金七城［Seven Cities of Gold］，由于干渴，他们几乎发了疯——却根本不知道脚下正藏着一个巨大的淡水海洋。3）
的确，菲尔莫尔县的农民依然在向上苍祈雨。尘沙持续地刮过内布拉斯加，其猛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尤赖亚从军时所经历的浴血奋战。但是，这里不是沙漠。频频出现的暴风雨就是证明。正如暴风雨也同样证明，在这片曾经荒蛮的土地上定居，一切都不过是上帝的安排。
在纽约，艺术家约翰·加斯特（John Gast）已经完成了他那幅极具象征意义的油画《美国的进步》（American Progress）。一个身量高大、肤若凝脂的美人，裹着一袭飘逸的长袍，一路向西地从草原上方飘过。她就是美国女神，右手持教科书，左手揽着一串电报线，领导着这个民族迈向它那昭显整片大陆文明全面开化的命运。19世纪的定居者们对“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怀有恒久不变的信念：他们是被上帝特别选中以推进美国发展、实现农业梦想的人。加斯特的美人从东部带来了光和进步。在她的前方，暴风雨云阴沉地笼罩在西部的地平线上，惊恐万状的土著人和野牛从那里四散逃开。在她的身后，浩荡的密西西比河上船只络绎往来，火车“咔嚓咔嚓”地奔向前方——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载着新生的民族驶向西部。
加斯特的油画被广泛地发行。它被印刷在宣传推广的资料中，激励人们前往边疆定居；它还被印刷成图片，挂在自耕农家里的墙上。但是，在那年春天，尤赖亚还不太可能看到这幅油画，因为那时，他已获得了认领的土地，于是，他写信告诉玛蒂，她应该开始为动身前往内布拉斯加的行程作准备了。
土地正快速地各归其主。970亩属于他们了。并且尤赖亚将很快收割玉米，卖掉，凑够玛蒂坐火车来的路费。“毫无疑问，这一定是天意的安排。”尤赖亚说，“就好像是，这片沙漠被称作沙漠有多久，也就为我们这些在大地上寻找落脚安家处的穷人保留了多久。”4
正当定居者们越过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朝着西部更远的地方推进时，一个奇特的现象发生了。雨水似乎像一条顺从的猎狗一样追随着他们。
当定居点越过西经98°时，雨水也随之跟到了这里，就好像这两者被联系在了一起。这可能吗？一种因果关系的说法起初以迷信的形式散布开来，然后，这个说法就在自耕农们的心里扎下了根。是的，没错，这更加证明了天意，证明了他们即将在直达太平洋的整个大陆定居下来的命运。
铁路公司的老板很喜欢这一说法。于是，他们发起了宣传攻势。宣传声称，定居运动正在把美洲大沙漠转变成一条“雨水带”。城镇振兴者们、联邦政府甚至还有一些科学家都跟着为这一说法大造声势，虽然许多有科学思维的人都试图警告，强调这一说法不过是胡说八道罢了。就在刚成立不久的内布拉斯加大学，两名科学家对这一说法加以解释说明，使之具有合理的依据。塞缪尔·奥热（Samuel Aughey）是一名自然科学教授，也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达纳·威尔伯（Charles Dana Wilber）供职于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地质矿物学系。两个人都是铁路公司的咨询顾问。中部要是没有一座座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铁路公司也无法把他们的铁轨从东部城市铺设至西部海岸。
奥热汇报了几个“自然现象”，以此证明平原上的雨水正在逐渐增多：跟刘易斯和克拉克在1804年所作的观测相比，野草长高了很多；自1864年以来枯竭的小溪现在重又迸涌出汩汩的清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十年的降雨量，远远大于上一个十年。5
如果奥热曾想到过长期的气候循环，那么，他并没有把这一想法公之于众。
相反，奥热对这一现象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受到开垦的作用，土壤的吸收能力大大地增强了”。而威尔伯的解释则是内布拉斯加的地面一直受到“各种天气作用的影响，以及数千万头水牛和其他野生动物的踩踏，直到天然肥沃的土壤变得跟地板一样紧实”。然而，这些土壤保留不住雨水；任何落下来的雨滴都会滚落开来，就像小孩子的弹珠消失在床下的灰尘里一样。但是，一旦勤勤恳恳的定居者们用他们的犁开荒破土，雨水就能渗透下去；同时，让水分有机会重返上方的大气。被开垦的土壤越多，被接住的雨水也就越多。越多的水分，越多的蒸发。越多的蒸发，越多的雨水。
“犁落雨至。”
这一想法就像湿草一样牢牢地扎下了根。铁路的拥护者们把这一句话选作口号，把它用进宣传推广的资料里，大肆鼓吹大平原上的定居运动。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尤赖亚拿起他的犁，开始为玛蒂和宝贝艾拉建造房屋。他朝着坚韧的草原野草挖进了10厘米深，然后再切下30厘米宽、120厘米长的土块。他把这些沉重的土块拖到他的屋址处——一个缓和的斜坡。这斜坡不仅风景优美，而且站在上面还能欣赏到早晨的太阳。他把这些土块铺垒起来，长草的一面朝下，垒了一层又一层，这垒起的土块将会成为他们的墙。三排带草的土块层，并排地垒在了外围，这将会形成一道屏障，其厚度足以抵御内布拉斯加频频刮来的大风。他在造墙的时候，就像砌砖一样交错地垒上土块。近来雨水匮乏，大风频起，为此，他十分焦躁不安。
他希望玛蒂能够经受住这些大风，以及大风扬起的漫天沙尘。这些大风可不是印第安纳轻柔的晚风。这些大风如此猛烈，尤赖亚在拖土块的时候，甚至连帽子都没法戴住。一次，他在墙头垒土块时，一阵剧烈的狂风差点把他从墙头上吹下来。
由于干燥的天气状况，一个月前播种下的小麦还没有发芽的迹象。尤赖亚还担心他的早熟红马铃薯。菲尔莫尔县需要一场暴风雨，而且得快。
劳作了九天之后，他建好了墙体部分。他和玛蒂的新家，面积大约跟东部地区时兴的三层住宅的餐厅差不多大。复活节时，他给玛蒂和艾拉写信，告诉她们他有多么想念她们，并且他们只需要再被分开两到三个星期。末了，他还加了一句提醒：“玛，这里有很多贫乏不便需要你们忍受。”除了干旱和狂风之外，他开始希望他和玛蒂挖井时不用挖很深就能找到水。但是，只要上帝保佑他们健康、强壮，“我们就会成功，那时我们就能一起幸福地生活”6。
那天晚上，仿佛是对尤赖亚的祈祷作出回应，一声霹雳，雷鸣轰然响彻西部。开始，雨下得很稳定。然而，一夜之间，雨势突然猛烈，狂风肆虐。内布拉斯加绝大多数地区的电报服务都陷于瘫痪。早上，降雨转变成冻雨；然后，冻雨再转变成降雪。劲风呼号，所及之处，一片洁白。
定居者们以为冬天早已结束，一直等待着夏天的到来，他们好修建马厩。此时，他们迫不及待地壮胆出门检视邻居和家畜。然而，白色的急雪蒙蔽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得大声喊叫才能彼此听见。暴风雪肆虐了80个小时。在横跨内布拉斯加的一片宽阔地带，成千上万的马、猪、犍牛、奶牛，还有它们春天刚出生的幼崽被冻死了。数名农场主丧生，上百名披着野牛皮、被暴风雪吓得躲避不及的猎人遇难。7整个内布拉斯加乡村地区，也有少数定居者丧生。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心力交瘁地赶到了家门口，但是却在陌生的雪堆里迷了路。还有更多，那些仍在道路上行进着的移民们，他们只有马车或帐篷可避身，死伤不计其数。8
这场暴风雪只不过是一连串蹊跷莫测的天气现象之一。这些天气现象还包括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大平原上持续超过平均值的降雨。彼时彼地诞生了一个新词：暴风雪（blizzard）。人们认为这一词源自德文表示闪电的词语“blitz”，或者源自词根相似的、在英语方言中表示“恣意暴虐”的前缀词“bliz”。9
有关这场开始被称作“复活节暴风雪”（Easter Sunday Blizzard）的报道隔了一段时间才被渐渐地散播出去。报纸《奥马哈共和党人》（Omaha Republican）的主编，无疑受到了来自铁路公司方面的压力，“被建议不要把1873年暴风雪的全部真相告诉全世界”。10这个年轻的州正在克服它那沙漠的恶名。移民们正在陆陆续续地涌入。铁路公司不久就能完成直通加利福尼亚的铁轨的铺设。平原之上，城市将会蓬勃发展起来。田野之上，玉米和小麦将会大片大片地生长。自耕农们最终会为他们的冒险精神赢得丰厚的馈赠。内布拉斯加最不需要的就是负面的报道。
尤赖亚·奥布林格也对他自己的版本进行了一些删减。他向玛蒂描述暴风雪过后留下的白色雪丘多么美丽。他还让她确信，尽管他们的房屋覆盖着皑皑白雪，但是“情形却没有我所预想的那么糟糕”。
但是，玛蒂的弟弟山姆，却没有跟尤赖亚一样乐观。年终之前，他将搬回印第安纳的老家。“（山姆）自目睹了这场暴风雪之后，决心多少受了动摇。”尤赖亚写道，“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因为这是这里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暴风雪，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11
1873年5月，玛蒂和艾拉冒着“相当大的雨”抵达了她们位于内布拉斯加的家。这里太潮湿了，不太适合种植玉米，玛蒂在给印第安纳的第一封家书中写道。这座土块房子住起来没有框架合理的房子那么便捷。并且，玛蒂希望，房子能有地板。不过，对于这里的一切，她还是欣然接受了。“我以最诚挚恳切的心情告诉你们，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快乐过。”她在六月写道。不是因为新鲜好奇，而是因为和丈夫一起自力更生的感受，“我们所做的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我们自己”。12
尤赖亚已经种下了140亩的玉米。花园里发芽的是西红柿、黄瓜、豆角和西葫芦，还有130棵卷心菜，甜瓜，甜菜，以及方圆百里长势最好的早熟红马铃薯。玛蒂不无夸张地向她的父母说到大草原上的葱茏苍翠，以及千姿百态的各种野花。“这个季节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雨水，”她写道，“但是我猜想，这在各个地方已经引起抱怨了。”
尤赖亚、玛蒂和其他定居者并没有忘记他们生活的地方曾被称作“大沙漠”。在此之前，这个地方一直无人居住。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正在改变这里的气候。“这就好像我们命中注定要来帮助‘美洲大沙漠’像玫瑰一样吐露芬芳。”13尤赖亚声称。
在五年的时间里，尤赖亚的农场欣欣向荣地发展了起来：连片的农田之上，小麦、玉米、燕麦、大麦果实饱满，肥猪成群，有许多的奶牛可以为他们现在的三个女儿提供牛奶。有生以来第一次，尤赖亚在经济上宽裕了起来。土块房屋之内，玛蒂计划给墙壁抹上泥灰；屋外，在不断开拓的果园里，夫妻俩种上了桃树、胡桃树、北美杨树、柳树和李树。社区建起了一所小学，他们的大女儿艾拉成了小学里的拼写冠军。
从头到尾这一切，全是雨水的功劳。
除了“犁落雨至”的观念之外，另一个通行的看法认为，定居过程中的机械装置的震动能够将雨从天上摇落下来。有些美国人深信，延伸至西部的铁轨和电报线引诱来一阵又一阵剧烈的雷雨。金融大亨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彼时控制着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 Railroad）及密苏里太平洋（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两家铁路公司以及西联电报公司，他声称铁路建设和电报架设正以每年32公里的速度向西扩展着国家的降雨区。14
事实上，干燥才是常态。但是，玛蒂在她和尤赖亚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在平原上共同开垦着自己生活的七年中，是不会知道的。1880年2月，她死于难产；一同死去的，还有他们的男孩。玛蒂给尤赖亚留下了9岁的艾拉、5岁的史黛拉和2岁的玛姬。
那年的春天非常干燥：跟玛蒂初到平原的那一年情形完全不同。尤赖亚的庄稼歉收了。他拼命地责备自己，也恨恨地抱怨雨水的匮乏。“我几乎都不知道该怎样撑下去。”是年秋天，他写信给玛蒂的父母，请求他们接走其中一个孩子。“我觉得我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经历一个像现在这样的季节，因为这样做的话，对我自己、对我的家人，都不公平。”15
不久，潮湿多雨的年份便完全结束了。常见的干燥气候又回来了。假如尤赖亚和他的同伴能够读懂内布拉斯加西部北美圆柏和西黄松上的年轮的话，他们就会知道，年降雨量达50厘米至76厘米的年份是非常少有且间隔很久的。这里正常的年均降雨量更接近33厘米。而滴雨不下的干燥时期也是这里气候循环的一部分。
对于顶着清凉大雨开荒种地的定居者们而言，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整个90年代是异常严峻的时期。平原再一次被炙烤成了焦褐色。田地里玉米油光水亮的叶子渐渐蜷曲，枯萎，干死。热浪滚滚袭来。麦虱黑压压地飞舞着。银行不再为私人和商业提供贷款。在1888年至1892年间，堪萨斯西部和内布拉斯加的半数人口都没再坚持下去，返回了东部。16
当定居者们先是遭遇饥荒，再是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轻易地接受天气为天意的说法了。在《林肯州立杂志》（Lincoln State Journal）上，年轻记者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这样披露当时的残酷状况：“农民们贫苦无依，面对大自然可怕而又叵测的怒火，他们手无寸铁，无力抵抗；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抱负、他们指望能从劳作中获得的一切全被扼杀，这就好像在地球这个巨大的祭坛之上，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人被当作牺牲，献祭去安抚某个盲目而又冷酷的神祇的怒火。”17
当然，这叵测的怒火并非来自自然，而是源于国民日渐膨胀的妄念——美国人命中注定会驾驭自然甚至雨水：把雨水带到国内那些被视为太过干燥的地区，阻止雨水落在太过潮湿的地区。这个妄念将会导致美国定居运动中的矛盾做法，其造成的恶劣后果，不仅局限在大平原之上，也从干燥的加利福尼亚海岸线延伸至佛罗里达逐渐消失的沼泽及密西西比河地区。沿着密西西比河，在世界第三大河流盆地里，同一个联邦政府，在太过干燥不宜种植玉米的土地上给小农们发放970亩的土地，又在太过潮湿不适合建造城市、种植棉花的地方修堤筑坝，以期抵挡接二连三、滚滚而来的大洪水。
在一个时代里，一个诺言在漫天的尘云沙雾里被吹得无影无踪；另一个诺言又在密西西比河溃裂的防洪堤上被冲散得七零八落。(www.xing528.com)
自明尼苏达州的艾塔斯卡湖（Lake Itasca）开始，密西西比河沿着漫长、熟悉的路程，蜿蜒流过了3767公里，最后流入了墨西哥湾。但是，现实中的密西西比河要比美国地图上那条蜿蜒的线，比马克·吐温小说里河水黝黑、淤泥堆积的蒸汽船航道，庞大得多。密西西比河集水区是美国的雨水收集大区。这片集水区源头犹如漏斗般宽大。它发端于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经过美国31个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然后河道渐渐变窄，在河口汇入墨西哥湾。在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完成了将雨水带到草原、森林并最终把它带回大海的全部工作。18
洗刷着超过260万平方千米大陆的雨水，连同大部分冬季会覆盖北方平原的积雪的融水，年复一年地涌进这片雨水收集区。一千年来，密西西比河收集了来自美国广阔中部地区的所有径流——以春汛的形式排放掉美国42％的可用水。19春汛将淹没无边无际的泛滥平原，低洼的硬木森林，还有茶褐色的沼泽湿地。
洪水造就了密西西比河今天的样子。这是我的朋友克里斯汀·克莱因（Christine Klein）常说的一句话。克里斯汀是水利法教授，也是密西西比河作家。她从小在集水区的腹地长大。生活在密苏里河（Missouri River）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附近的泛滥平原上，“没有洪水，这条河就只是一条大渠；而它沿岸的泛滥平原，则会变成一片死气沉沉的干燥土地”。20
16世纪，由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率领的西班牙冒险家们，成为首批穿越过密西西比河及其三角洲地区的欧洲人。21他们描述这里春汛时的景象是一片“内陆海洋”。当地土著“在高地上建造他们的房屋，在没有高地的地方，他们便动手垒起土丘，特别是还要留给他们酋长建房用；四周都建有走廊的房屋，不仅是他们储存食物和其他各种供需品的地方，而且发洪水时，这里也是他们的避难栖身之地”。22
当法国殖民者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来到他们以自己国王路易十四之名命名的土地路易斯安那时，他们发现那里土壤肥沃是进行农业耕作的天然之地，并且密西西比河拥有发展商业贸易及交通运输的巨大潜力。231803年，杰斐逊总统安排实施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这一举措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大平原地区，还带来了密西西比河的大部分雨水集水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忙着在泛滥平原上建造城市，将低洼地转变成棉花产区。并且意料之中，其每年洪涝的严重程度就跟平原之上的干旱一样。
起初，当地的领导人和农民们试图建造他们自己的防洪堤来抵御洪水。然而，跟面积达260万平方千米的洪水区域相比，这些工程不过杯水车薪。大量的洪水淹没了人们和他们的家园。若还有人重建，那真成了奇迹。1903年，洪水冲刷着密西西比河的两大支流——堪萨斯河和密苏里河——的河岸，水势汹涌地寻找着它们的泛滥平原，而当初的平原已成为堪萨斯城的核心商业区和居民区。2.2万人被从家里冲走。横跨在堪萨斯河下游的十七座桥中有十六座被冲垮，残骸顺流而下。在另一边的托皮卡市（Topeka），堪萨斯州刚刚建好州议会大楼，3.6米高的洪水就漫过这座首府之城，24名托皮卡人葬身洪流。24
19世纪，美国人仍会祈求上帝拯救他们于洪水；他们会在藩篱上挂一条蛇皮以破除干旱；或者，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那样，他们会向一个“造雨巫师”（Rain Wizard）缴纳500美元以获取他的暴风雨秘方。现在，经历了诸如“1903年大洪水”和淹没了二十个州的部分地区的“1913年大洪水”等惨剧之后，美国人逐渐不再把这样的灾害视为上帝的安排。当从伊利诺伊的开罗市到新奥尔良等涌入大量资本的城市和地区，以及位于整个下游集水区里的富饶棉花种植园，定期被洪水漫没之后，信念和恐惧便一齐转向了决心和妄为。
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描述，人们控制洪水的种种作为“对社会和权力结构仅构成了有限而又模糊的影响”25，而灌溉造成的影响则是长久而普遍的。但是，大面积排水和洪水控制给美国中部及潮湿的东部带来的厄运，其深远程度等同于灌溉、筑坝、水流改道对干燥西部——特别是对覆盖全国将近二分之一面积的巨大集水区所造成的影响。一边是把雨水派发到降雨不足的干燥地区，另一边是阻止雨水流入它的天然集水区，西经100°的两侧各自建立起被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称之为“水利社会”的体系，现在，信念和命运都被寄托在集中化的政府权力之上，而非水之上。
作为对十年洪涝的回应，1917年，国会把联邦政府引入到洪水管理的工作中来，同意为巩固密西西比河上下游的防洪堤提供资金。现有的堤坝将会被加固，并从高水位线上再加高0.9米；而新的防洪堤的建造则要合乎联邦的标准。十年过去后，由地方、州及联邦政府建造的壁垒数不胜数，共同加固着这条河流的河岸，因此，这条河流已经成为美国的“人造肠”——威廉·福克纳语。26
“现在已经处于阻止洪水产生破坏性后果的防备性状态。”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的总工程师夸口道。这句话说出口仅一年之后，密西西比那黝黑而又积满淤泥的河水就造成了到那时为止美国最严重的环境灾难。27
在20世纪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另一次不同寻常的雨水循环再一次返回到大平原上。在1926年秋天，频频降临的特大暴雨祸及了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八月进行首次气象图转播，信号从位于弗吉尼亚阿灵顿（Arlington）的大功率海军电台发射到华盛顿的气象局办公室，但是，为大众发出风暴及洪水警告却依然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同月的晚些时候，一团可怕的低气压朝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堪萨斯及俄克拉何马州倾泻下大量的雨水。平原上的雨水如同宣泄一般浇灌下来，就像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广告词之一说的那样，“盐如雨下”28（When it rains, it pours）。【3】
这场疾风骤雨一路向东行进至艾奥瓦和密苏里，然后再至伊利诺伊、肯塔基、俄亥俄，徘徊了数日后才离去。然后，又一团饱含水分的气压接踵而至，倾倒下更多的雨水。接着，再一团紧随而至。29连连的暴风雨令数十条溪流、河水涨过两岸，开始冲击桥梁和铁轨。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洪水已经令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俄亥俄河、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地区的雨量计读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至高点。30
当日历翻至1927年时，暴风雨继续在几乎整个密西西比流域上空轰隆作响，连绵不停的雨成为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在南部的新奥尔良，暴雨导致当季声势最浩大的狂欢节忏悔星期二游行（Mardi Gras）被迫取消。“普洛透斯，海洋之主的游行还没进行到一半就被认定降雨太过猛烈，于是人们把庆祝盛会转到室内去了。”《皮卡尤恩时报》（The Times-Picayune）如是报道。
是年春天，五场剧烈的暴风雨横扫过密西西比流域，每一场的剧烈程度都超过了前十年中的任何一场。31最剧烈的一场于四月耶稣受难日来袭。从伊利诺伊的开罗市到墨西哥湾，将近2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都浸没在雨水中。新奥尔良打破了纪录，18小时之内降下了38厘米的雨水。32（2012年，移动缓慢的大暴雨飓风艾萨克［Hurricane Isaac］，一天之内在新月城【4】降下了20厘米的雨水；而在2005年的同一天，飓风卡特里娜降下了11.5厘米的雨水。）
整个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密西西比的洪水异乎寻常地快速上涨。33在两次分开的洪潮中，在两岸新近加固过的密西西比河中，洪峰的高度超过了以往的所有记录数据——海拔接近18米。正如约翰·M. 巴里（John M. Barry）在他那本冰冷彻骨的1927年大洪水历史著作《涨潮》（Rising Tide）中所讲述的那样，被建造到高达12米的防洪堤，制造了一场人为的灾难，这场灾难造成的可怕后果要比任何一场自然洪水引发的后果严重得多。“这些高高的防洪堤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受力总和。”巴里写道，“没有防洪堤，哪怕是一场大洪水——一场‘高潮’——都不过意味着洪水渐次缓和地上涨或漫延。但是，如果一座犹如四层楼般巍然耸立的防洪堤崩塌了，那么河水就会带着堤坝崩裂时的力量，疾速迸涌到陆地上来。”34
一座连着一座的防洪堤，让这些隐藏在政府壁垒背后的安全臆想开始土崩瓦解。4月15日，第一长的防洪堤，全长达366米，在开罗市的南面崩塌。整个三角洲地区，非裔美国种植工人和佃农们被强制赶到防洪堤处填充沙袋。成千上万的人拼了命地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卡霍基亚土丘抢救防洪堤，那里是渡轮登陆的地方。35黑人劳工被枪口顶着，迫不得已地继续填着沙袋，尽管所有人都清楚地听到洪水在耳边发出的轰鸣警告，感觉到脚下的防洪堤已摇摇欲裂。如今，没有人知道土丘防洪堤决堤时，有多少人被洪水冲走淹死。杰克逊的《号角集录报》（The Clarion-Ledger）报道，“昨晚从格林维尔【5】涌进杰克逊【6】的难民们声称，他们毫不怀疑，几百个黑人种植工在大洪水中丧了命”36。
密西西比裹着泥沙的洪流带着两倍于洪汛时期的尼亚加拉瀑布的冲击力冲进了三角洲地区，淹没了1396万亩农田。洪水的水量比那时之前或迄今为止整个密西西比河上游所承载的水量都要大。人们七手八脚地爬上了屋顶，然后房屋被冲走；人们又到了树顶上避难，然后树被冲毁。为了缓解保护新奥尔良的防洪堤的压力，路易斯安那州卡那封（Caernarfon）地区的当局炸掉了一座位于该地区下游的防洪堤，洪水随即淹没了圣伯纳德教区（St. Bernard Parish）和普拉克明教区（Plaquemines Parish）的大部分地区。市议员为了他们眼中更大的利益，牺牲掉了住在新奥尔良东部和南部地区的穷人的房屋和农田。（这次爆炸事件留下的伤疤非常之深，因此，当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快速登陆新奥尔良时，许多生活在下九区［Lower Ninth Ward］的人坚信，为了挽救该市比较富裕、白人较多的区域，有防洪堤会被再一次炸掉。37）
密西西比河最宽的地方位于维克斯堡（Vicksburg）的北面，在那里，河流再一次变成了一片宽达160千米的内陆海洋。63.7万多人无家可归，他们中很多人都住在三角洲地区。38从弗吉尼亚到俄克拉何马，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39死亡人数至今还不清楚。巴里写道，政府官方报道的死亡人数是500人，40但是一位灾难专家参观了这一被淹地区之后估计，仅密西西比州，就有1000多人死亡。洪水直到秋天才完全退去，留下了一片到处裹着泥浆的荒凉景象。41
“1927年的密西西比大洪水”并非一场“自然灾难”，宾夕法尼亚州长吉福·品彻（Gifford Pinchot）在走访受灾地区时说道。作为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主要环保官员、林务员，品彻曾经试图说服国会及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认同洪水控制应该结合自然的观点，但是没有成功。他、罗斯福及其他进步人士一直坚决反对兵团的“唯防洪堤”策略，主张采取一种多样化的综合治理方法，包括保留自然洪泛区，建造蓄水池，在集水区上游地区重新大面积植树造林。
国会对这一建议置若罔闻——正如它对一个世纪之前约翰·威斯利·鲍威尔有关干燥土地的建议视而不见一样。实际上，鲍威尔的《美国干旱地区土地报告》已经提到了包括密西西比河谷（Mississippi Valley）在内的东部地区的洪水问题恶化的趋势：“一般认为，森林的砍伐及草原野草的移除会加速排放集水之地的积水，这些地方的水源一般是雨水和融雪；并且也会减少土壤中的含水量。”42
美国的水利社会开始认为，人工系统能够战胜由气候、水及陆地形成的各种自然系统。在美国的雨水收集大区，我们定居在泛滥平原之上，拔除大草原上具有很强锁水性的野草，铲平集水区大片能吸收洪水的森林，并把防洪堤建到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度。
“这是一场人造的灾难。”43吉福·品彻总结道。仅在三年之后，当美国再一次经受到那时为止最糟糕的环境灾难时，同样的结论依然适用。
平原之上，20世纪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中少见的风暴与洪水似乎把令尤赖亚一代人焦灼不安的干旱时期的回忆冲刷干净。倾盆而泻的大雨，连同不断上涨的小麦价格，欧洲的战争，以及联邦慷慨的农业政策，共同在平原之上打造了第二个土地繁荣期。这一次，更多心怀希望的农民打桩立界，为余温尚存的杰斐逊梦想所驱动——立农为基，去西边建立民主和资本主义。44
第二代开荒者驾驶着以汽油为动力的拖拉机前来，用圆盘犁开垦出一片片耕地。1925年，福特汽车公司的拖拉机部福特森（Fordson），将它的第50万辆拖拉机从底特律的里弗鲁日（River Rouge）生产线上开下来。45福特森和约翰·迪尔公司【7】热销的D型拖拉机，帮助这些农民拔除土地上的坚韧野草，替他们比先辈省下了不少的力气。
这些农民——既有从东部移民过来的自耕农，也有搬来捞快钱的“旅行箱农民”——把2万多平方千米的草地转变成了金灿灿的麦田。
当“大萧条”爆发时，小麦的价格一落千丈，于是，农民们拔掉更多保护性的野草，以期再度获得庄稼大丰收。当价格跌得更低时，旅行箱农民一走了之。他们在八个州留下了大片荒芜的农田，还在身后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农民家庭，后者即将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
1930年春夏，干旱降临在美国东部地区，粉碎了先前所有的纪录。在密西西比河上，虽然仅仅三年前河水涨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高度，但是如今，河上的船长们却在担心他们的平底船是否还能南行至新奥尔良。46
从1931年开始，干旱穿过了美国其他地区，它的中心也从东部转移到大平原地区之上。南北达科他州干燥得犹如索诺拉沙漠（Sonoran Desert）。47当雨水渐渐枯竭时，剧烈的高温开始到来。水银柱起先攀升至46℃，然后又升至47.8℃。在1934年夏天，伊利诺伊的温度计指数推升至37.8℃后长久居高不下，结果有370人因此死亡。两个夏天过后，《新闻周刊》（Newsweek）形容这个国家是一只“冒着热气的大锅”48。4500多人死于高温。
就像《出埃及记》中的各种灾难一样，大片蝗虫犹如黑云一般铺天盖地地嗡嗡袭来。49啃光了田地里最后一根无精打采的小麦秸秆和最后一节玉米之后，它们就开始啃食藩篱的栏柱和晾衣绳上挂的东西。农民们因干旱失去了他们的庄稼，又被银行收走了他们的土地、农具设备和房子。到了1936年，农业单单一天的损失就达到了2500万美元。200多万农民靠领取救济金过活。
因为土地贫瘠荒芜，20世纪30年代没有雨水的年份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尤赖亚那一代人经历过的心碎和饥饿可怕得多。古老迅疾的草原风遇上了刚被除去植被的土地，于是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风暴。类似的风暴以前还从未有人经历过。这些剧烈的风暴的确追随着犁。但是，风暴裹挟的不是雨水，而是数百万斤的尘土。
那些将尤赖亚几乎从他的土块房屋边吹走的狂风又回来了，有时以每小时96.5公里及更高的速度呼啸狂号。50既没有草原野草，又没有小麦抵御狂风，抓住干燥的泥土，最后，农民们失去了泥土本身。51土壤钙化变硬，泥土开始飞离土地，将白天遮蔽成黑夜。1927年，约翰·奈利·戴维森（John Riley Davison）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一块狭长的集中地特克斯霍马，他一直无法摆脱童年时代遮天蔽日的黑色风暴的回忆。“我们看着那团东西，它越来越接近，似乎在一点点地增大。它在逐渐地靠近。尾端似乎就要扫了过来。你感觉自己被裹在了中间。最后，它会从四面八方把你围住，遮蔽掉一切光线。你什么都看不见。这种风暴头一两次发生的时候，人们以为世界末日已经到来，都被吓得半死。而在高速公路上行进着的旅行者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变得歇斯底里。”52
有时候，这些黑色的尘云会往天上翻腾至上万米高，就像可怕的积雨云，然后，乘着高空风，轰隆隆地穿过整个国家。1934年，干旱炙烤着48个州中的46个。是年五月，一股巨大的气流前锋卷起3.5亿吨泥土，横扫过平原地区，一路向东移动，并在芝加哥倾倒下5500吨泥土。接下来，干燥的尘暴令天空阴暗无光，令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和亚特兰大的空气污浊不堪。之后，尘暴转移至大海上。在大西洋海岸480公里开外航行的船只报道，甲板上落下的尘土有6毫米厚。53
农民们看着尘土盖住了他们的藩篱，盖住了他们的马车。他们拼了命不让尘土落进家里、水井里，不让小孩吸进肺里。婴孩和老人最容易受到诸如“尘肺”等流行性呼吸道疾病的感染。死于“黑色风暴事件”的人数至今尚无人知晓，但是，如果结合由高温及肺炎引起的死亡人数，这一数字便是成千上万。超过25万人打包起他们所能带走的全部家当，远赴他乡，就像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笔下《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的约德一家。
最糟糕的一天出现在1935年4月14日，即人们所说的“黑色星期天”。一个终于迎来曙光的晴朗天，吸引许多人走到户外，举行野餐，或驾车兜风。下午三点左右，温暖的气温直线下跌——几个小时之内跌了近10℃。54一场可怕的黑色风暴出现在北方地平线上，悄无声息却极为快速地移动了过来。当时，23岁的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生活在得克萨斯州的潘帕市（Pampa）。他注视着这个“反常的现象”降临了小城，“就像红海包围住了以色列的孩子”。后来他记叙这一天是怎样激发他写出《再见了，认识你真好》（So Long, It's Been Good to Know Yuh）这首歌的：
天色如此黑暗，当那团东西来袭时，我们全都跑进了屋子里，所有的邻居都聚集在这个街区的不同房子里。我们坐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天变得很黑，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房间里的任何一个人。你可以打开一个电灯泡，小小的房间里，一个结实、耀眼的灯泡；这个电灯泡挂在房间里，犹如一根点着的香烟。而这就是你在黑暗中所能得到的全部的光。
人群中有很多笃信宗教的人，他们读着他们的《圣经》，精神十分亢奋，然后，他们说：“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亲人们，这就是终点了。这就是世界的终点。”于是，所有人都说：“那么，再见了，认识你真好。”55
“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和仅仅三年过后开始的美国“黑色风暴事件”是截然相反的自然灾害，分别由瓢泼大雨和滴雨不下造成。然而，这两场灾害却有很多共同点，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令全美国人从“昭昭天命”的美梦中苦涩地清醒过来。如果不能与雨水和谐相处，那么，杰斐逊那小自耕农的美好田园生活就没有办法实现。遭受“黑色风暴事件”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远赴他乡的佃农和留下来的小户农民。而遭受密西西比大洪水打击最严重的是住在三角洲地区的黑人佃户。56因此，在蓝调歌曲中，以瓢泼大雨和特大洪水为主题的，要比以其他自然现象为主题的多得多。就在大洪水退去之前，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推出了单曲《壅水蓝调》（Backwater Blues）和《浊流（密西西比河上的哀叹）》（Muddy Water ［A Mississippi Moan］），而“盲人”莱蒙·杰弗森（Lemon Jefferson）录制了他的专辑《洪水正涌起蓝调》（Rising High Water Blues）。
人们啊，自从天开始下雨，它就下了个没日没夜
人们啊，自从天开始下雨，下得没日没夜
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山上，俯瞰着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57
尤赖亚为他的三个失去母亲的女儿找到看护人之后，变卖了所有的财产，离开了内布拉斯加，前往离家不远的明尼苏达州，寻找工作，可能的话，还想再找一个妻子。不到一年，他又结了婚，然后把艾拉、史黛拉和玛姬接到了身边。后来，他又有了三个女儿。又有一个男孩死在襁褓中。
有那么一段时间，尤赖亚重又过上了他那风滚草般的生活，那时，他给一家铁路调查公司工作。但是，他非常想念家人。他试着把全家人带回到内布拉斯加的菲尔莫尔县。然而，他的农场破产了。接着，他听人说堪萨斯好。但是，他在那里也没有成功。后来，他又前往密苏里。结果，又一个农场破产了。
事实上，他再也没有获得他和玛蒂在那雨水丰盈的七年里一起获得的成功。他最后的信件里没有了希望。他在信里絮叨着全国凋敝的经济，哀叹自己的负债，收债人的穷追不舍，还有给现在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妻子的嘱托，告诉她哪些多余的财产她可以拿去变卖换钱，这些东西包括：尤赖亚的工作台，他的木工刨，他的干草叉，三根马车箱杆，集合谷物的大镰刀，钉耙。
最后，他返回了内布拉斯加。在那里，他的大女儿艾拉和她的丈夫正在努力耕作。他存留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玛蒂的一个兄弟的，他写道：“我们在分水岭上种的庄稼几乎又一次完全失败了。”
“我们没有雨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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